1

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之㇐）☆作者：張在賢

來源：海峽評論1-1：在這個世界之外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九五○年是一個重要的一年。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和四

年國共內戰，中國人民蒙受了無法估計的生命、財產和精神損失，終於盼來了和

平，贏得了全國統一。在這大局底定，人們開始重整家園的時候，在中國的大西

南又展開了一場嚴肅的西藏解放運動。

一九四九年末，中國的內戰已經接近尾聲，軍事上發生急劇的變化。西藏的

上層統治集團已經感到事情不妙，有些慌了手腳。七月，在英、美、印三國的「國

際友好人士」的策劃下，炮製了一齣令人啼笑皆非的「驅漢事件」。拉薩的葛廈

（西藏政府）以「防止共黨滲透」為理由，通知南京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要辦

事處的工作人員和眷屬限期離境，道經印度返國，還強佔了南京在拉薩的無線電

台。在這舉動的背後是一個他們的如意算盤：以為把漢人一律趕走，就能相安無

事，大可以關上門作其「獨立」的美夢了。豈料這件事正好使中國當局認識到事

情的嚴重性，警惕他們不可掉以輕心。四川西康解放不久，他們就著手在成都附

近訓練特種入藏部隊了，準備於必要時採取軍事行動。

新中國政府剛一成立，北京最高當局就決定了他們的西藏政策。原則上是使

用政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非到萬不得已不使用軍事手段，還準備在西藏內政上

作重大讓步，維護西藏宗教自由，不要求西藏當局立即施行政治改革。

一九五○年的前半年，有關西藏問題的政治活動都集中在北京、印度的德里

和加林旁（Kalimpong）、美國的華盛頓、紐約幾個地方。中國通過各種直接和

間接渠道向西藏統治集團施加壓力，要他們從速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方面則

使用一種半推半就的拖延策略。一方面答應派代表團前往，卻又遲遲不行，一方

面又在國際上施展花招，把希望寄托於美、英、印和聯合國身上，希望他們挺身

而出，為「西藏的獨立主持公道」，甚至希望他們進行軍事援助或軍事干預。在

這前後，西藏的國際遊說和干預已經進入了高潮。一九四八年初，西藏派了一個

訪問團體，打著「西藏商務代表團」的幌子，到美國和英國等處進行活動，在華

盛頓和倫敦聯絡感情，回來時也拿了幾張不兌現的支票。美英的原則，到必要時

兩國可以考慮給予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援，但是，由於當時東西冷戰的微妙局勢，

他們沒有對西藏作出肯定的承諾。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國的神祕人物勞埃爾‧湯

瑪斯(Lowell Thomas)父子以私人名義祕密訪問拉薩，和西藏政要們有兩個月的頻

繁接觸，回美以後，向杜魯門總統報告經過，小湯瑪斯發表了『在這世界之外』

(Out of This World)一書，書中公開承認他們和西藏當局具體談到支援和訓練西藏

遊擊武力、供應軍火、為西藏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問題。能具體談到這些問題，他

們的「民間身份」就很可疑了。這些來自國際上的支持，雖然一時不能兌現，但

也給了西藏統治者一劑定心丸。

一九五○年前後，印度北部的小城加林旁忽然熱鬧起來，變成國際遊說情報

人員活動中心，其中有西藏統治階級的高層代表，美國人、英國人，印度人和中

國人；身分包括新聞記者，軍火商人，假商人，各國政府人員代表、情報人員、

外交官等。活躍於他們之間的首腦人物有當今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號召

「獨立」運動的康娃‧澤旺饒登和赤江‧羅桑益西。英國方面則有英國和印度駐

2

西藏專員理查遜(Hugh E. Richardson)和英國新聞記者帕德遜(George Patterson)。這

些「國際友人」的主要任務是設法阻止西藏當局和中國談判，商談軍火生意，為

西藏代表和西方列強之間作穿針引線工作等。在這樣的情形下，西藏政府就舉棋

不定，左右為難，一再拖延派代表去北京談判的日期，認為需要等待，等待對他

們有好處。

1-2：把格達活佛毒死到了一九五○年的下半年，中國方面認為和平談判已經完全無望，再拖下去

便更會導致國際軍事干預的出現，便於十月毅然採取軍事行動，從當時的西康省

向西推進，在金沙江東岸以強大兵力施行敵前渡河，朝著昌都方面進軍。昌都是

藏東的重鎮，歷代以來，漢藏之間對這一地區有過多次的領屬糾紛，還在此地區

進行過多年的戰爭。一九五○年前後，西藏當局已經料到這一地區可能有事，在

昌都一帶作了軍事部署。當時，西藏正在積極擴軍，軍力已經有了十七個代本（團

級單位），總數約八千到九千人。在昌都配置了五千人的精銳部隊，武器除步槍

外，還有足夠的輕重機槍和少量的山砲，子彈供應充足，武器全部是英製，由印

度供應，軍隊訓練均由英國人和印度人擔任，還配備了幾組美製的無線電台，由

一個名叫福特(Robert Ford)英國人操使，實際上他是軍事參謀人員。當時在昌都

的藏軍統帥就是現在北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阿沛‧阿旺晉美。他原是

西藏政府的一位噶倫（政務委員），接任統帥不久，戰事就爆發了。他本來對戰

爭就沒有信心，是在勉為其難的情況下就任軍司令官的。

在昌都戰役開始前不久，北京最高當局仍然沒有放棄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

力。正好這時有一個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自動要求從甘孜地區前往拉薩，勸說

西藏最高當局放棄武力對抗中國的政策，用和平手段達成統一。格達活佛是一個

很有遠見的愛國份子，自知此行可能對他有很大的危險，但還是不顧個人安危而

出發了。到了昌都就被親英人份子和那位名義上掌管無線電台的福特扣留了，不

許他前往拉薩，在戰事接近昌都時，他們下了毒手，把格達活佛用毒葯毒死，事

後還焚屍滅跡。後來在昌都戰役中，這位英國軍師和西藏軍一起被俘。在審訊中，

他坦白承認毒殺格達活佛的事實，被中國判了無期徒刑，幾年之後獲釋，回到英

國寫了一本回憶錄一類的書，書中一口否認他參與謀殺格達活佛的罪行，是否是

出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心態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格達被害後，中國方面知道和平已經無望，就於十月七日向昌都地區大舉進

攻，幾天後把五千人的藏軍精銳部隊完全打垮，到了十月十九日這場昌都解放戰

就全部結束。阿沛‧阿旺晉美率殘軍投降。照他後來回憶所說，被俘後自忖必死。

根據藏人過去的經驗，每次和清軍或民國時代軍閥們的軍隊作戰，被俘的藏人很

少有生還的。當初這些漢人軍隊的屠殺行為大致是真實的，並非藏人捏造，我們

也無需替他們辯護。但這次使阿沛‧阿旺晉美感到十分驚訝，被俘的幾千個藏人

官兵，非但沒有一個被殺，而且都得到了充足的食宿和醫療照顧，遣散前還給每

人發了安全通行證和足夠的回家路費。中國部隊對戰俘和老百姓親切友好的態度

使他們大為感動，由感動而衷心欣佩。阿沛‧阿旺晉美和他很多屬下後來堅絕反

對分裂，全心全力為西藏回歸祖國而貢獻力量，可能在俘後不久就已下定決心。

一個人到了因感召而改變認識的時候，他的改變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四十年來，

據我們所知，有千千萬萬的西藏人都作了這樣選擇。

3

1-3：勝方是北京和達賴喇嘛昌都戰役結束後，國際上有了一些反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美國國務卿艾

奇遜(Dean Acheson)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把中國在昌都的平亂行動說成是「侵

略」，還說：「美國認為這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十一月十五日，紐約

的「紐約時報」在社論中呼籲聯合國「進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同年

十月三十一日，英國的「泰晤士報」也發表類似的論調，認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要求是不正確的。在這些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言論的背後，都有一個不可告人

的隱密：為了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西藏必須永遠置於殖民主義者支配之下。

這隱私不只適用於西藏，也適用於今天的新疆、蒙古，甚至於台灣。

昌都戰役也在聯合國大會中引起來一次小小的風波。美國為了要實現對西藏

政府的諾言，想要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譴責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但又不願為

這件事和蘇聯在大會中針鋒相對，於是想出來一條妙計，慫恿南美一個蕞爾小國

而和西藏問題毫無關聯的薩爾瓦多提出來譴責案，不料英國臨陣退縮，推說西藏

問題的法律依據尚未清楚，而不願支持，印度更怕會引起中國的不快，也不願看

到譴責案的通過，這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反倒使美國碰了一鼻子灰。

昌都戰役中，西藏軍隊的主力全部土崩瓦解，給上層統治集團帶來了分裂。

以攝政大扎活佛為首的親外勢力，在他們的外國軍師策劃下，挾持了十五歲的達

賴喇嘛於昌都戰役敗後，從拉薩逃到了藏南離印度邊境不遠的亞東，觀看動靜。

這一舉動引起了在西藏政治上有絕對影響的三大寺的反對，他們的堪布（主持）

到亞東和大扎活佛會談，展開了一場西藏統治階級的權力鬥爭。最後，大扎被迫

交出政權，由達賴自己親政。過了不久，他們就派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

人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談判。

談判是一九五一年三月在北京開始的。西藏方面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

表，北京當局以李維漢為首席。談判中，因為各自立場不同遇到了一些困難，雙

方都作了較大的讓步，大體上，談判是順利的。五月中談判圓滿結束，五月下旬，

雙方在北京簽訂了有重大歷史意義十七點「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的

主要精神是：西藏回歸祖國；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自治；西

藏保持現行政體不變；恢復班禪喇嘛原有的政教地位；維護宗教自由，保護寺院；

發展西藏教育、農牧工商業；西藏政府應自動進行政治改革，中央不予強迫；中

央統一處理外交事務；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選用西藏地方人士參加工作。

協議中有兩個突出重點：一是「驅除帝國主義者」（第一條），一是不改變西藏

政體和不強迫政治改革。驅帝是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不改變西藏內政是避免引起

動亂，北京當局的用心是很良苦的了。這一回合的勝方是北京和達賴喇嘛，經過

多年的對立，漢藏兩方又終於言歸於好；負方是西藏的分裂主義份子和他們國際

友人，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罷休，已經早在著手安排下一步棋著了。

1-4：達賴排除了親外份子的反對十七點協議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簽字，完成了中國除了台灣以

外的全國統一。在這前後，以加林旁為活動中心的各路說客英雄又在開始表演他

們的解數。西藏的上層分裂主義份子，以魯康娃‧澤旺饒登、赤江‧羅桑益西和

索康‧旺清格勒為首的「獨立運動」領袖，在西藏和國際上展開了大規模的反統

一的活動。駐在加林旁的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和逃亡到亞東的西藏政府聯

絡頻繁，他透過了那位自稱是記者，但又身份曖昧不明的帕德遜，和美國進行了

4

非正式的接觸，談判的結果是：美國歡迎達賴喇嘛逃離西藏，到一個東方國家組

織流亡政府，於必要時，美國考慮給予西藏政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援，協助籌

組武裝游擊力量，但條件是西藏政府必須公開否定十七點協議，美方認為，有十

七點協議存在，他們謀取西藏的企圖就會落空。與此同時，暗中鼓動達賴出走到

印度的陰謀已經進入高潮，反華首腦人物索康‧旺清格勒等人在加林旁加緊籌

備，必要時要透過外人的協助，劫持達賴離開亞東，前往印度。這時候，中國方

面也在德里、加林旁和拉薩展開了他們一連串的磋商活動。中國駐西藏代表張經

武於七月中到達亞東，會見了達賴喇嘛和其他政府領導，面交了毛澤東致達賴的

親筆信。這時達賴已經親政，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自己要承擔這樣大的政治壓力，

也真難為他，但他的表現很令人欣佩，他毅然排除了他左右的親外份子的反對，

於八月十七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動離開了亞東，回到拉薩，這一回合又是

北京和向心勢力得到了勝利。

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達賴和他的政府從亞東遷回拉薩之後的兩個多

月，中國武裝部隊進入了拉薩。這是十七點協議中所規定的，也是自清末以來中

國軍隊第一次到達拉薩。

從表面上看，問題好像都得到了解決，其實沒有。從一九五一年的和平解放

到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社會的武裝暴動，西藏一直是處於一種風雨飄搖危機重重

的狀態之中。魯康絓‧澤旺饒登和他的同黨把他們的叛亂指揮中心遷到加林旁，

加緊他們的國際活動，籌組西藏境內的游擊武裝，準備再度大舉起事。北京方面

從一九五一以後採取一種溫和的觀望態度，以為西藏既已解放，事情總可以慢慢

商量著解決。十七點協議中需要中央政府要做的，諸如維護宗教自由，保護寺院，

發展教育，發展農牧工商業，成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吸收西藏籍工作人

員等，均已在逐步實施。在解放後的頭八年中，中央方面在西藏境內投入了可觀

的人力物力，修築了全長七千公里的康藏、青藏、新藏和拉亞（拉薩至亞東）公

路，修建了拉薩河大橋，年楚河大橋，黑河大橋，拉薩水力發電站，鐵工廠，血

清廠，皮革廠，汽車修配廠和日喀則的火力發電廠。此外還建立了幾所醫院，一

大批中小學，發放大量無息農牧貸款，免費供應醫療和農具和救濟水災難民等項

工作，都是些西藏人千百年來作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東西。

1-5：5%的人佔有 100%的土地這些早期的建設，比起八十年代西方快速飛躍的物質進展，是微不足道的，

但當時也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下層的農牧階級，從他們一向的「仇漢」一變而為「親

漢」。西藏解放之初，入藏的軍事，民政和建設工作人員，在他們極端貧困的物

質享受條件下，刻苦工作，默默耕耘，做出這些成績來，很快就爭取到西藏勞動

階級的衷心同情和支持。有不少西藏人，在後來解放軍鎮暴行動中，自動出來效

力，這就說明他們都是很有是非感和正義感的。但是，也正因為如此，西藏上層

的僧侶和貴族階級感到了莫大的恐慌。像這樣下去，他們那享受了一千一百年的

既得利益看情形就要保不住了。為維護他們的獨佔特權，他們也別無選擇，只有

起來反抗一條路，但這反抗到最後還是歸於失敗，一九六○以後，隨著大刀闊斧

的改革，他們的那個輝煌時代就永遠一去不返，幾十年前那種百分之五的人口佔

有百分之百土地的罕有現象，在任何情形也不會再出現。

到一九五九年武裝暴動時，十七點協議中規定西藏地方政權要做的，連一件

也沒有做。尤其是關於政治改革的第十一條，他們不想，也不敢實施政治改革。

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牧奴階級未得到想望的解放，仍和以往一樣，在重重

5

剝削中過著非人的牛馬生活，自然不免感到失望。中央也不願對上層施加壓力，

很擔心那百分之五的地主階級會被逼得造反，但也許就是因為中央的這種委屈求

全態度，放任了他們，鬧事者終於鬧起事來。一九五二年在魯康娃和羅森扎西的

操縱下，一個小集團在拉薩引發了一個小風波。為數不多的一夥人打著「人民會

議」的旗號在拉薩街上示威遊行，包圍阿沛‧阿旺晉美的住宅，要求解放軍撤出

西藏，反對十七點協議。這件事及時被官方壓了下去，沒有造成流血事件。事後，

西藏政府在中央的壓力下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並撤消了魯康娃和羅桑

扎西的「司曹」職位。事情雖然沒有鬧大，但已是大暴風雨來臨的先兆。

這裡我們必須指出一個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西藏的上層統治集團一直是

一個分裂的局面。跟外國勢力沆瀣一氣的是一個集團，傾向祖國的又是另一個集

團。這兩派自二十年代起就已進行激烈的生死鬥爭。達賴喇嘛十三世本人就是徘

徊在兩大勢力之間的一位精神領袖，最後，親英勢力佔了上風，他就毫無選擇地

倒入他們的懷抱。他於一九三三年死去，由年輕的熱振活佛擔任攝政。熱振是一

位開明而有遠見的人士，極力反對親英，上台後把葛廈中親英份子一律罷黜或判

刑，也因此而種下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殺身之禍。熱振當政後主張和南京的國民

政府恢復友好關係，因而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去職時，西藏和祖國維持

了較為融洽的關係，較之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的那種嚴重對立要好多了。熱振於

一九四一年辭去攝政職務，一九四七年被捕下獄，同年在獄中慘遭毒殺，主其事

者都是當時的親美英份子。

他的被害和一九五○年格達活佛的被害是同出一轍，都在帝國主義者覬覦西

藏的過程中做了犧牲者。和平解放後，西藏最高統治階層的兩大集團從未停止過

鬥爭。和外國勢力勾結而得到實際的物質報酬的，除了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魯

康娃和赤江等人以外，還有前攝政大扎活佛、葛倫宇妥‧扎托頓珠和夏格巴‧汪

秋德敦等人。在傾向祖國的陣營中有班禪喇嘛十世、葛倫阿沛‧阿旺晉美、桑

頓‧才旺仁增和堪窮‧索朗降措等上層領導份子。

1-6：西方記者的美麗謊言在海外的新聞媒介中，我們常常看到「西藏上層反華統治階級」這樣的字眼

兒，這樣的說法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為西藏上層統治階級一律都是反華份子。還

有些西方新聞報導故意突出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地位，而不提或貶低班禪喇嘛的

地位。這可能是出於無知（根本不知道有班禪喇嘛的存在），也可能是別有用心。

今天，事實證明，四十年來，搞西藏獨立的只是上層社會中的一小部份人。他們

都因「反華」、「反共」而得到了豐厚的物質報酬變成一些西藏流亡人士所嚮往

的一種高級職業，外國勢力所操縱也正是他們這一夥人。新聞報導中說他們代表

西藏的大多數，那真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但這謊言也能騙得過大多數西方新聞讀

者們，因為他們對東方事務知道得太少。

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之二) ☆作者：張在賢2-1：印象良好的祖國之旅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西藏境內是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至少在表面上

是這樣的。一九五四年秋天，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達賴喇嘛排

6

除了拉薩上層分裂主義份子強烈反對，毅然接受邀請，前往參加。八月底帶了為

數頗多的隨員，由拉薩前往成都，從成都乘飛機到西安和班禪喇嘛會合後乘專備

火車去了北京。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離開西藏。從周恩來和朱德親自到北京車站

去迎接他們這一舉動來看，我們不難知道，北京最高當局對這兩位佛教領袖是多

麼重視了。尤其是達賴喇嘛的到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他是四十六年來第一個

前往中國內地的達賴喇嘛。一九○八年，達賴喇嘛十三世，曾經趁到五台山講經

之便，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於去世前不久，曾經召見他幾次。此後，

漢藏之間由於多種因素，形成嚴重對立，達賴十三世投入英國人的懷抱，於一九

一一年清帝遜位，民國建立的青黃不接之際，單方面宣佈「獨立」，就沒有再和

中央政府有什麼來往。一九五四年九月底，全國人大閉幕以前選舉國家新領導人，

十九歲的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委員長，這

自然是中央給他安置的位置，但也看出國家對他們的重視了。會後他們沒有立即

回藏，到天津、上海、杭州和東北各地參觀訪問，受到各地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

迎，自不待言。他們在國內各地停留了半年多，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才回到西藏。

這次在國內旅行，給達賴和班禪兩位年輕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對達賴來說，

旅行參觀都是新奇而富有刺激的經驗，很多事務都是他在西藏從未看過或聽過

的，也因此改正了他以前對漢人的許多誤解。我們不能說，達賴喇嘛在回藏前後

沒有改變他那「敵漢」心理。他在國內親眼看到的人和事，最少是使他以前的許

多認識發生了懷疑。一九五五年七月，他返回拉薩不久，在他的羅布林卡夏宮向

萬多僧俗群眾講話，談人大開會的經過和西藏未來的建設問題。從他的談話中，

我們可以看出，九個月的祖國之旅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那時對中央的領導

階層，對國家的建設前景和西藏對祖國的未來關係都表現出很有信心，我們沒有

理由相信他不出於至誠。後來的數年中，達賴喇嘛沒有公開和私下裡表示對中央

不滿，態度上還是很積極的。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正

式成立，由達賴和班禪分任籌委會的正副主任委員，北京方面對他們的充分合作

表示滿意。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達賴和班禪應印度政府的邀請，前往新德里參加「釋

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這時候事情開始有些不妙，逃亡在印的西藏

流亡人士，在國際陰謀份子的指使下，包圍了這兩位西藏領袖，要他們留在印度，

宣佈「西藏獨立」，使用的手段是「威逼」、「利誘」兼而有之。班禪的態度比

較堅定，可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達賴喇嘛則有些猶疑不定。正在這時候，周恩

來總理訪問印度，和他們兩個進行交談，告訴他們事情的嚴種性。之後，班禪首

先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底返回西藏，達賴則留到二月中才由印度經錫金回到拉薩。

他們兩人雖然沒有上了他人的圈套，但達賴有些把持不定是很明顯的。這階段裡，

達賴可能是感到很困擾、很苦惱的。如果沒有他周圍那些分裂份子和西方野心家

處心積慮地影響他，他這時也很有可能全心全意投入祖國懷抱，而揚棄了西方侵

略勢力。從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到一九五九年大暴風雨來臨前的

這一階段，西藏野心家和那些洋大人們，早已在進行他們醞釀了很久的游擊武裝，

在藏東和藏南地區游擊武力已經發展起來他們的組織。這些武裝力量是想一旦戰

事爆發，用來驅逐漢人的。

2-2：在游擊戰的背後小規模的武裝游擊組織於一九五一年全藏解放以後不久就已出現，規模不

大。先是在西藏東部和金沙江以東的甘孜地區活動。這一區域是康巴族人的居住

7

區，康巴人驍勇好戰，過去在清朝和民國軍閥割據時代，漢人在這裡施行殘酷壓

制，康巴人很多都有「恐漢」和「仇漢」心理，但他們對拉薩的統治者也長時期

懷有敵對態度，在歷史上曾有很久是抵制拉薩政權的，對拉薩構成武力威脅。在

一九五○年解放前後，這地區的下層勞動份子大部份是同情和支持漢人的解放運

動的，有一大批住在甘孜地區和昌都地區的康巴人都自動參加了昌都解放戰為解

放軍效力，顯示了他們對解放西藏的積極態度。但是，在那裡的統治集團中的僧

侶和貴族都是反共的，擔心共黨軍來會奪去了他們的特權。五一年以後已經有零

星的游擊活動。一九五五年夏天，達賴喇嘛從北京返回西藏不久，這地區就發生

了相當規模的武裝暴動，背後的指揮者就是分裂份子首腦索康和赤江二人。這次

行動，由於他們事前的估計錯誤和外援沒有及時到達，事情沒有鬧起來。自這之

後，零星的游擊活動，在台灣和美國的空中和陸上支援下，又進行到七十年代初

才告煙消雲散。

這地區以及後來藏南地區的游擊武力，如果是以「爭取獨立」為目的、為號

召，還是可以爭取到一部份人的同情，可惜他們的行動從一開始就走了樣。游擊

隊所到之處竟然大肆進行燒殺搶掠，甚至強姦婦女，對不願入夥的，或認為曾經

協助過解放軍的，動輒施以砍頭、挖眼、剝皮等酷刑，使當地善良的老百姓受到

嚴重的損害。搞「獨立」戰竟搞成了流寇行徑，就已注定了他們後來的失敗命運。

武裝暴動和游擊活動有沒有西藏境外的支持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可以這

樣說，沒有外來支援，根本不會出現西藏有組織武裝反抗。一九五五年以後，台

灣的國民政府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都插手組織藏東的游擊武裝，他們之間可能有

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但也有某種程度的互相抵制。美國全力宣揚「西藏獨立」，

而蔣總統領導的國民政府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在聯合國討論西藏問題時就已出

現這樣的對立。所以，在協助發展西藏游擊武裝上，他們也可能是合作之外又各

行其事。五十年代中期，他們在藏東空投武器、通訊器材、醫療用品和戰鬥人員，

空投任務大部份由台灣空軍擔任。在緬甸和西藏接壤的地區，這時可能還有一些

國民黨的殘餘武裝力量，所以台北對於這一任務特別積極。空投任務大多是自老

撾和柬埔寨的美國空軍基地出發，目標是藏東的康巴和與緬甸和印度交界的藏東

南地區。

康巴族的游擊領袖也不斷地祕密前往台北接洽事務，但西藏游擊組織和國民

政府之間的合作也是出於一時的權宜之計，不是兩廂情願的結合。蔣總統堅持西

藏是中國領土（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堅絕反對西藏獨立，而西

藏的反叛組織高張「獨立」的大旗，雙方各異其趣，在接觸時，都不免對對方存

有一些芥蒂和戒心，但他們之間彷彿也有一種不可言宣的默契。西藏獨立份子到

台灣會談時，就只談「反共」，不談「獨立」，他們那個雪山獅子旗自然不能拿

到台灣去亮，既然可以從台灣得到不少的物資金錢，一時不談「獨立」也就罷了。

台灣當局沒有聽到「西藏獨立」的喊聲，也就裝作不知，攜手合作起來，不必問

那樣的「合作」是否出於真心。台灣支援西藏反叛武力的事一直是在秘密中進行，

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暴動發生後才公諸於世。蔣總統於拉薩暴動後不久，發表「告

西藏同胞書」，但保給予西藏叛亂份子「繼續有效的援助」，這個文告中出現明

顯的矛盾，西藏叛亂份子分開宣稱：他們是為了「獨立」而戰，是為了「驅漢」，

而蔣總統所強調的是「反共」，稱藏人為同胞，雙方各說各話，各行其事，難怪

一九六五年以後雙方就拆了伙，分道揚鑣了。從始至終，台灣在西藏暴亂中所扮

演的角色是非常曖昧不明的，不無令人有「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之感。

國民黨自蔣總統領導的那個時代起以至於今，拿反共當天經地義的事，不必

8

問他們的反共究是一種目的，還是手段。歷史有時候也會捉弄人，在牽涉到中華

民族利益時，國共這兩個死敵竟也有不謀而合，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時候。西藏主

權問題是其中之一。後來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之際，這兩個黨隔海同唱一個

調子，同聲堅決否認臭名昭著的「麥克瑪洪線」。台北黨報「中央日報」大聲疾

呼，要印度退出侵佔的中國領土，顯然暗示中國所介入的是一場正義之戰。近年，

雙方又為了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問題隔海你唱我和，好像一家人。

我們老百姓真不知道他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詩經上說：「兄弟鬩於牆而外禦

其侮」，對中國人來說，這話也許有其真實性。

2-3：外國記者的報導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登載了英國記者穆林（Chris

Mullin）的報導，談述印度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關於西藏的種種活動，是一篇公正

而有權威性的報導，是他們自己家裡人揭露出來的事實，無法斥之為「中國人編

造的謊言」。下面我們根據穆林的報導和另兩位外國人士（David Wise 和 Israel

Epstein）的報導，把西藏游擊武裝的發展經過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納入印度武裝部隊的西藏叛軍，為數有幾千人，如果把歷年來陸續解役的和

陸續補充的都計算在內，總數可能超過這數字的幾倍。訓練基地是在離德里不遠

的德拉頓（Dehra Dun）。跳傘部隊則由美國人在阿格拉（Agrn）負責訓練。訓練

項目應有盡有，包括：武器使用、學習逃生技術、無線電台收發操作、翻譯密碼、

傳送情報、組織地下工作網、埋伏作戰和爆破等。一九五六年，在印度北部成立

特種邊境部隊，全部由西藏人組成，部隊代號是第二十二號營地。負責訓練的主

管向新補充進來的士兵說：這支部隊將來用於「解放西藏」。實際上後來在印度

所有軍事行動中，這支隊伍都被用來作犧牲品。在一九七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

戰中，西藏軍也被使用在戰場上，有大約四十名西藏人死於戰役中。

一九五一年以後，達賴喇嘛和北京相處較為融洽的那幾年中，他的兩個哥哥，

在加林旁的嘉樂頓珠和後來去了美國的另一個哥哥，桑頓‧諾布，和美國取得了

協議，籌組西藏游擊武力。開始時是在台灣訓練，過後不久就轉移到美國本土。

一九五八年八月，幾個受訓完畢的西藏人登上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四引擎飛機飛

到西藏，把他們分批空投到拉薩以南和貢嘎地區，每人都配備了一支手槍、一支

自動步鎗、發報機，等於五十五英鎊的藏幣，此外還有毒藥片，必要時為他們自

殺用的。在拉薩附近空降的兩名藏人，潛入羅布林卡夏宮，會見了達賴的總管帕

拉‧土登，會談後帕拉交給他們一封信，叫他們用無線電台拍發給美國，信中說，

他覺得武裝暴動是沒有前途的，最好的辦法是在西藏扔一顆原子彈。這兩個空降

藏人後來和美國工作人員取得了無線電聯繫，然後轉往藏南活動。一九五九年三

月，西藏武裝叛變達賴逃往印度時，持有無線電台的空降份子發揮了作用，在達

賴逃亡的路上，他一直用無線電和美國取得聯繫，這是事後達賴親自告訴英國記

者穆林的。

穆林報告又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自西藏游擊武裝

中挑選了一百七十人，送往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高山基地黑爾營（Camp Hale）接

受軍事訓練。此事於一九七二年被美國作家威斯（David Wise）在其『說謊的政

治』（The Politics Of Lying）一書揭露，並報導了訓練的詳細經過。從中我們知

道：一九五八年黑爾營已開始有西藏「畢業生」，主持訓練的是 理查‧畢賽爾

（Richard Bissell），此人就是一九六一籌劃古巴秘密登陸豬灣失敗的主持者。策

9

劃西藏武裝叛亂既是美國對外的要政，又是高度秘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

經和當時的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as）舉行過詳細商討。在訓

練進行期間，科羅拉多州的一份地方報紙，曾於無意中透露了這件祕密。『紐約

時報』駐華盛頓的記者立刻向官方探詢此事。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

（McNamara）在電話中告訴『紐約時報』的負責人不要再進一步追問此事，因

為他認為，消息傳出去，會「有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科羅拉多州黑爾營接受游擊訓練的一百七十名西藏人，於一九五九年至一

九六二年期間，大部份都分批空投於西藏境內，每批六、七個人，但空降後，十

分之九便一去毫無下落，變成一樁「軍事災害」。空降地點大多皆在藏東的昌都

地區，最後的一次是在昌都東南地區，六個空降藏人一去就亳無蹤跡。在黑爾營

受了訓練的另一批二十六人，被送到尼泊爾西部的野馬谷（Mustang Valley），在

那裡協助中央情報局的另一行動。

空降人員一去便石沈大海，原因很簡單。一九五九以後，解放軍駐紮於西藏

的每一角落，逃避他們的偵察網也很不易，奴隸出身的農牧民普遍地有了覺悟，

主動和解放軍合作，而且大部份參加了民兵組織，在田間和牧地都隨身攜帶武器。

這些空降游擊人員，大部份不是被殺，就是被俘。今天，在拉薩的革命博物館裡，

展出有極詳盡被俘和被殺的游擊份子名單、照片和隨身攜帶的裝備物。在這名單

中，不難找到空降游擊隊的名字。由於下層勞動階級的覺醒和內傾，游擊活動後

來變成一種毫無希望的軍事冒險，自然也浪費了美國和台灣的一大批財力和人

力。

除了空降游擊武力以外，中央情報局又拼湊了一支地面部隊。訓練總基地也

在黑爾營，前進基地則設在尼泊爾境內。軍中骨幹份子分別在台灣、沖繩、泰國、

關島和美國本土接受訓練。司令部設在尼泊爾的野馬谷，下設正副司令，管轄軍

火、供應、情報、軍法、運輸五個部門，曾在沿尼泊爾和西藏邊境上約二十幾處

進行突擊和騷擾活動。這支武裝力量為數有幾千人，都是西藏流亡者，自稱是「四

水六岡衛教志願軍」，最早時是在西藏境內組成的一支武裝暴動力量。一九五九

年暴動失敗後，殘餘力量進入印度，經過補充後又轉移到尼泊爾，由美國接管後，

經費全部由美方負責，但財政分配均操在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手裡。後來軍中因

為錢財分配不均起了內鬨，許多人抱怨軍中上級有人從中漁利，把美國給的錢納

入私囊，領導階層竟因此而火拼起來。基層士兵得到的待遇寥寥無幾，軍心散渙，

戰鬥意志毫無。一九七二年尼克遜到北京談判，和中國修好，中央情報局即不再

支持這一支武裝力量，他們就只好仰賴印度情報機構接濟。但印度他們自己也窮

困不堪，只能出錢維持他們的溫飽，這支武裝隊伍不久就成了流動的乞食難民。

一九七四年，尼泊爾軍隊開進了野馬谷，把這支西藏軍給解決了，他們曾經接受

美國跳傘訓練的一個頭目，在與尼泊爾軍對抗中陣亡，剩下的士兵有的投降，有

的逃入印度境內。在尼泊爾境內投降的，尼泊爾政府准他們以難民身份居留下來。

這場自五十年代初開始的「康巴游擊戰」就於一九七四年這樣收場了。達賴在他

的自傳中是強調反對使用暴力的，但又不止一次地讚揚游擊隊的「戰果」，顯然

是一種無法解釋的自相矛盾。

達賴喇嘛的書中沒有提到印度和台灣介入西藏游擊武裝的事。不提印度是可

以理解的，他不願因此事使他的主人國感到尷尬。不提台灣自然是由於另一種的

政治考慮。當初魯康娃等人和台灣合作，也並非一種情投意合的婚姻，後來時過

境遷而散了伙，自然再也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不提倒也免去不必的誤解。

七十年代以後，當年隨西藏武裝部隊逃入印度的一大批士兵，後來都陸續返

10

回西藏，向解放軍交代清楚以後，解放軍協助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不但沒有受

到懲罰，而且大部份都有了固定工作，有的還當了幹部。四十年來，從印度、尼

泊爾和錫金返回西藏的流亡人士已經有幾千人，達賴喇嘛和他部下在國際上散佈

的那些謊言，已經不攻自破。

西藏境內和境外的游擊武裝，到七十年代初就完全瓦解了。回顧當時的種種

客觀因素，我們不難找出游擊武裝失敗的一些原因。

第一，中國解放軍對游擊戰有四十多年的經驗，用他們的經驗來應付倉卒成

軍的西藏游擊軍，可以說是游刃有餘，不費吹灰之力。

第二，西藏的武裝部隊從來就是操縱在少數僧侶和貴族手中的，較大的寺院

和有采邑的貴族莊園一向都有他們自己的武裝，但武力都是用於他們之間的攻城

略地上，平時常常因為爭奪地盤而演成武鬥，西藏解放後，他們這一夥把槍口對

準漢人，主要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最怕的農奴牧奴翻身，把這樣的反

抗說成是「為獨立而戰」也許是很動聽的，但不是他們心裡的實話。

第三，西藏部隊中的基層份子全部是農牧奴出身的下層階級，一九五九以後，

西藏大力實施改革，農奴制度首先被推翻了，勞動人民有了他們自己的財產，不

再為上層階級做馬牛，態度上從此以前的「仇漢」變成積極的「親漢」，就這樣

瓦解了西藏軍的軍心、士氣。

第四，游擊隊的領袖們得到了外來的資助，變成一樁他們個人發財致富的好

機會，他們有人爭取外援，無心作戰，面臨崩潰自也是意中之事。有不少「游擊

英雄」、「游擊領袖」後來拿到可觀的外資，跑到印度去做了寓公，把當年那種

「為獨立而戰」的豪情壯志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到了八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西藏流亡份子組織西藏游擊武裝的經

過，已經不是什麼祕密。除了上述的幾個西方記者的報導之外，達賴喇嘛在一九

九○年於英國出版的自傳中有好幾處提到這件事。他在書中說：「我的哥哥們瞞

著我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取得接觸。美國人顯然是認為，向西藏自由戰士提供有限

度的協助是值得做的，但他們並不關心西藏的獨立運動，而只是要在世界各地進

行動搖共產政權。為此，他們在西藏進行空投為數有限的簡單武器。」在書中的

另一處，他又說：「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和裝備游擊武力，以圖用暴力方式恢復

西藏的自由。我曾有好幾次向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探詢真相，但我沒有

聽到詳細的過程。不過，我知道，一九六○年在尼泊爾接近西藏邊境的野馬谷集

中了由流亡人士組成的幾千人的武裝力量。不幸的是後勤工作沒有計劃好，這股

力量遭到極大的困難。游擊隊曾經多次騷擾中國武裝，有一次還爆破了一列運輸

車隊。這些成功產生了正面效果：鼓勵了游擊軍。

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之三）3-1：神秘的三封信一九五九年初，拉薩已經出現暴風兩終要來臨的徵兆。搞分裂的首領們和設

在印度加林旁的武裝抗漢大本營接觸頻繁，運送軍火，積極籌組和武裝拉薩地區、

昌都、丁青、黑河和山南地區的暴動組織。曾在美國、印度和台灣等地受過訓練

的游擊武裝人員也分別進入游擊區和印藏邊境地區待命。這時，暴動份子已在拉

薩附近集合了約近一萬人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是以哲蚌、色拉和甘丹三大寺的

武裝喇嘛為主體的。平時，這三大寺以及功德林等較大的寺院都有他們自己的武

裝力量，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是為了他們自己之間爭地盤，爭政治權力和爭

11

農奴而用的。一九五一年以後，三大寺的堪布（住持）都站在反統一，反漢的最

前線。一九五一年以後，在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取消農奴制度」、「取消

政教合一制度」的呼聲中，他們感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已經岌岌不保，只有起來一

拼，把漢人趕跑，才有可能保住他的地位。一九五八年，哲蚌就曾派出為數約三

千人的喇嘛軍到山南地區，參加武裝暴動，抗漢的武裝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一九五

九以前的兩三年中陸續從印藏邊境偷運進來的，或是空投進來的。其中除步槍外，

還有輕重機槍，迫擊砲和山砲等。一九五九年初已是一種「箭在弦上」的情勢。

三月十日舉事也是事前擬妥了的。在這之前，叛軍已在解放軍軍營的周圍佈置迫

擊砲砲位和機槍陣地，只等號令一下，就可以動起手來。

這時，西藏的最高行政機關葛廈，已有明顯的分裂。六名葛倫中，阿沛‧阿

旺晉美和桑頗‧才旺仁增，是堅決傾向中央的，其他以索康旺清格勒和柳霞‧士

登塔巴為首的四名都是積極叛亂份子，和外國勢力及駐在加林旁的叛亂首領魯康

娃‧澤旺饒登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在這時很可能是舉棋不定，開

始時有跡象顯示他是內傾的，是反對武裝暴動的，但沒有很積極的表現，一方面

對內地的建設事業很為傾心，一方面又擔心他將在西藏失去統治權力，失去既得

利益。

三月十日，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禮堂有演戲活動，事前達賴喇嘛主動要求在

那一天到軍區看戲，軍區政委譚冠三表示熱烈歡迎。到了這一天，暴動份子發動

一部份群眾，借口達賴到軍區看戲安全有慮，包圍了羅布林卡夏宮，阻止達賴外

出，還召開了「人民會議」，提出「西藏獨立」和「趕走漢人」的口號。拉薩市

上已是一片混亂。暴民到處攛擾，在暴動中當場打死西藏軍區委會藏籍成員堪

窮‧索朗降措，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暴民包圍了西藏軍區

司令部和其他中央駐藏機構，情況已是十分危急。

達賴喇嘛被困在羅布林宮，失去了行動自由，但他還設法給政委譚冠三寫去

了三封親筆信，第一封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

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

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

當天譚冠三覆了信，報告武裝暴動份子在拉薩附近進行軍事佈署，請求達賴

有所指示。達賴也寫了回信，信中認為暴動是「違法行為」，使他「無限憂傷」，

還堅持要「解散人民會議，撤走羅布林的反動份子。」信的最後說：「您對我有

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譚在回信中明確表示：中央不能容忍「勾

結外國人，進行反動叛國的活動」，希望西藏當局改變錯誤態度，平息叛亂，否

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來維護祖國的團結和統一」。譚表示：達賴喇嘛遭人劫持，

安全很堪慮，希望他在可能範圍內，「設法和隨行人員到軍區住一個短期，我們

願對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這是說，解放軍於必要時要還擊了，但設法不使

達賴受到傷害。

達賴喇嘛在致譚的第三封，也是最後的一封信中說：「我正用巧妙的辦法，

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限。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

量之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請您亦採取可靠的措施」。

這三封信都是達賴喇嘛自己親筆所寫，有的是用鋼筆寫的，有的是用鉛筆寫

的。三月十一日到十六日一共寫了三封，足見情況很急迫。信中詞意懇切，我們

沒有理由懷疑他不是說真心話，但到十七日夜裡，達賴喇嘛和他家屬和屬員就匆

匆出走了。

達賴逃亡到印度後，在他和尼赫魯總理會面時，承認這三封信是他親自寫的。

12

尼赫魯在記者招待會中也交待了這件事，完全沒有隱瞞。從那以後，這三封信就

變成了北京當局和達賴之間的一項心理攻防的焦點。北京方面堅持說，達賴喇嘛

是傾向中央而反對武裝暴動，在行動失去自由的情形下被劫持逃到印度。而達賴

喇嘛自到印度以迄於今一直是以爭取西藏獨立自由為號召的，到印度後不久所發

表的第一個「達賴喇嘛聲明」中，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他的反華立場。

究竟達賴喇嘛是否是在「失去行動自由」的情形下，說了中傷北京的話？或

是他於暴動前後已在認識上從向心一變而為離心？兩者可能都不是。

從一九五一年西藏解放到一九五九年武裝暴動的八年中，西藏的政情一直是

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十七點協議中規定「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

「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從這裡可以

看出，北京當局深知，改變西藏政體和進行政治革新並非易舉，操之過急會招致

動盪和混亂。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中央要員屢次宣布，由於西藏條件不成

熟，六七年內，西藏不進行政治改革；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西藏的政治是

否要改，要看那時的情況決定。這是說，中央已經知道西藏政治氣候不穩定，只

好採取等等看的安撫態度，不願意打草驚蛇。

但事情進展並非盡如人意。藏東昌都地區一九五一年解放，解放之初，當地

農牧奴情緒十分高漲，盼望漢人給他們帶來真正解放，把他們從官府、喇嘛和貴

族三大領主手中拯救出來。這些貧無立錐的勞動階級把漢人看作救世主，解放軍

到來時，自動自發地和解放軍合作，在解放戰中貢獻了不少力量，寫下了很多可

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他們看到金沙江川東的甘孜等藏族地區已經進行大力改革，

實行了土改，使他們也充滿希望。但在解放後，有三四年不見改革的動靜。他們

仍和以前一樣，給寺院和莊園主經年當牛馬一樣使喚，失望之餘，情緒上也很消

極。由內地派來的軍政幹部和本地藏族幹部都很瞭解這種情形。在不得已的情形

下，從一九五四年開始，藏東地區也開始走向地方性有限度的改革，諸如限制高

利貸、禁止人身迫害等等。但改革總是朝著「反政教合一」和「反農牧奴制度」

方向進行，雖然一開始採用緩和的手段，但已慚漸造成農牧奴和他主人之間的對

立。遇有這種情形，幹部們總是站在奴隸這方面，這就影響到三大領主階級的生

存權利。他們覺得無法容忍，開始時是消極反抗，後來迫不得已就組織武裝對抗，

向解放軍挑戰，失敗了就大批往拉薩逃亡求救。在拉薩他們向上層分裂主義份子

施加壓力，分裂主義者又轉而向達賴喇嘛施加壓力。

達賴本人對西藏潛在的政治危機自然十分清楚，可能也感到這種政治改革最

後總是要朝著他來的。將來有一天，自身的利益也難保得住。人總是為自己的階

級利益著想。如果說，達賴喇嘛漸漸有了「離心」，甚至「敵對」的傾向，那應

該是一九五五前後就已漸形成，那時已經有了些軌跡可尋，不可能是一九五九年

暴動前後才開始的。

3-2：暴風雨終於來了三月十七日，事情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當天夜裡，負責暴動的首腦們看

到大戰迫在眉睫，匆忙中擁了達賴喇嘛、他的家屬、官員和家屬逃離了拉薩。為

了怕人發覺，還給達賴化裝成平民，趁了暗夜悄悄離開羅布林卡，向拉薩以南的

印藏邊境進發。隨同出走的以及後來沿途加入的，為數總在兩三千人。

從三月十日到十六日，拉薩街頭不斷有零星的暴動活動出現，開會遊行之外，

也有一連串的放火、搶劫、殺人、狙擊的勾當，但規模都不大，暴動的武裝主力

沒有和解放軍全面開火。那幾天，他們看到解放軍沒有出來應戰，認作是軟弱可

13

欺，不敢和他們交手，反倒助長了他們的聲威，首領們向參與暴動的人們說，漢

人到底是怕了我們，趁這機會把他們都趕了出去。八年來，他們都不敢動一動我

們那偉大的農奴制度和政教合一。漢人在此，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我

們的武裝已經準備充足，一旦發動，他們一定都四散逃命，跑回內地老家去。他

們要是佔了拉薩，我們可以把達賴喇嘛轉移到山南地區，準備反攻，奪回拉薩。

若是失敗，我們就退到印度境內，印度是我們的盟友，還有美國和台灣的蔣總統。

用達賴的神力為號召，還怕不能成功嗎？

不幸的是這一套如意算盤只維持了兩三天就煙消雲散了。三月十九日夜間，

暴動武裝集結了約一萬人，開始向駐在拉薩和附近的解放軍大舉總攻。廿日上午

十時，解放軍奉命出擊。張國華屬下的西藏軍區部隊，在萬般無奈下進行還擊，

拉薩和附近地區的戰事只進行了七十二小時就告結束了。戰果是這樣的：被俘叛

軍四千餘人，繳獲各式槍枝八千餘支，輕重機槍八十一挺，迫擊砲廿七門，山砲

六門，子彈約一千萬發。許多叛軍在被圍後整批向解放軍投降。這場號稱歷史上

最大的「驅漢獨立戰爭」只維持了三整天就土崩瓦解。戰爭中有一件突出的事實

是：戰爭進行中，有幾千名藏人自動出來為解放軍效力，為解放軍擔任運輸和偵

察等工作，有的還參加了前線戰鬥。這件事實使分裂主義份子宣揚的「全藏人民

都熱烈響應爭取獨立自由的聖戰」成了謊言。

達賴喇嘛一行是十七日夜間倉皇出走的，叛軍到十九日夜才動手大幹起來。

這中間的兩天時間是為了達賴的逃亡行列有足夠的時間到達安全地帶，不至為解

放軍所俘獲，計劃算是十分縝密周詳。在他們一行到達藏南跟印藏邊境六十英哩

的隆子宗時，暫時停了下來，在這裡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在這裡建一個根

據地，以指揮西藏境內的游擊武力，如果有不利的情況，也可以從這裡向南溜進

印度境內。這計劃由於解放軍已經揮軍南下掃蕩殘餘叛軍而沒有實現，達賴的逃

亡隊伍又繼續南行，三月三十一日，達賴喇嘛在十分疲憊中，騎了馬進入印度境

內。從那時起直到三十三年後的今天，他一直沒有機會再回到他所統治過的土地

上，流亡的生活已經消磨了他的大半生。

在逃抵印藏邊境之前，他已經用無線電和美國有關方面取得了聯繫，雙方交

換了情報和入印路線。那幾天，世界新聞報導都盛傳達賴喇嘛一行在印藏邊境失

迷路途而安全有慮，美國方面保持緘默，沒有出來否認，但他們知道這傳聞是不

實的。駐在西藏的中央黨政軍當局對於逃亡者的行程也瞭如指掌，那幾天，北京

的國際廣播電台也一直報導他們的行程，但北京沒有採取任何阻撓措施。一九五

九年十一月，周恩來和華裔作家韓素音在北京談到這件事，他說，對於達賴喇嘛

的出走和行程都知道很清楚，但未加干預，一方面認為達賴是被劫持離開拉薩的，

一方面是為了達賴的安全著想，攔截可能危及到他的安全。

3-3：達賴喇嘛出走以後達賴喇嘛的出走成了當時世界新聞報導中的一樁重要消息，美國「時代」週

刊把這事列為當年的十大新聞之一。十大新聞都是動人聽聞的消息，當然也隨之

形成了一種西方人可以接受的輿論。輿論這種東西常常是很奇妙的，但並不表示

它永遠正確。這一個世紀中，新聞傳播工具日新月異，無線廣播和電視之後，又

出現人造衛星傳真這樣的東西。也正因為傳送如此快速，如此捷便，大眾傳播也

給一些人提供了製造輿論的便利。輿論可以加工製造，怕是不爭的事實。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選舉，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製造出來的輿論來決定勝負的。輿論

和現代廣告心理學有一定的關係，報紙的讀者和電視新聞的觀眾，由於大多數人

14

對政治認識不足，想要不受藉由傳播工具提供的輿論所左右是很困難的。最近的

一個例子是去年的中東戰爭。戰爭開始之前的五個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

已開動所有傳播機器，製造一種氣氛，一種言論，把所有過錯都歸於伊拉克的入

侵科威特，而隱去了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把西方列強一百年來在近東爭奪資源

獨佔、爭取政治軍事控制的事實也隱去不提。通過媒體把伊拉克總統塑造成一個

「魔鬼的化身」，美國政治領袖們也屢次在電視上把侯賽因形容成一個毫無人性

的大獨裁者。這是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可以替天行道，可以興問罪之師。但

在西方有多少人知道，在中東一些回教國家中，侯賽因被認為是民族英雄？

達賴喇嘛從拉薩出走逃到印度，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他是弱者，弱者自然是值

得同情相形之下，北京當局變成了「迫害者」，因為他們「吞併」了西藏，推翻

了「西藏的獨立」，也踐踏了「西藏人應享的人權」。這些話自然都很動聽，不

必問它們有無事實根據。但在這些美麗言詞的後面，有沒有因種族、文化和政治

理想的差異而引起的偏見呢？答案是肯定的。很多西方人控訴中國在西藏「違背

人權」，但有沒有調查過達賴喇嘛當政，西藏統治集團的人權記錄呢？

去年，英國首相梅傑訪問北京，談判香港問題，最後還是亮了一下「人權」

這件外交武器，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灰。我很惋惜，沒有聽到中國國務總理質問他：

「你們英國在北愛爾蘭行的是什麼人權？」三十年來，南韓學生不斷舉行示威、

遊行、罷課。向政府爭民主，要人權，其規模之大，組織之好，是世界上一流的，

但從未聽到美國官方站出來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因為南韓學生的運動不代表美

國利益，足見他們嘴上的「民主」、「人權」還是有種族、文化、政治理想、軍

事和經濟利益在背後作祟。一九八九年四月，在香港出版的中文「讀者文摘」載

有一篇達賴喇嘛流亡生活的報導，其中說「中國在西藏屠殺藏人一百二十萬」。

一九五九年以前，西藏從未有過人口普查。根據幾個較為可靠的估計，當時西藏

境內的人口最多不超過一百一十萬（在四川、青海和雲南等地的除外），中國「屠

殺」的西藏人總數竟然超過了實際人口的總合。這數字是怎樣得來的？是出於無

知嗎？或是出於這二者的那一種，都是無可原諒的。這就是我們今天政治市場上

的「輿論」真面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很不幸的一件事。當時，有幾百個外國記者都聚

集在天安門前作現場採訪。其中的一些西方記者，可能在登上飛機去北京之前，

就已潛意識地作了這樣的結論：天安門前的反政府份子，不管他們是由外國勢力

在後面操縱，他們總是對的，中國政府方面總是錯的，因為他們不信奉資本主義，

不信奉基督教，不是白種人，不屬於同一文化類型。這種潛在的意識，在他們的

思想中多多少少是有的，可能連他們所發出的報導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

針對的不只是天安門前所看到的事情，而是有意無意地滲進一些因種族、文化和

政治偏見而引起的反華情緒在裡面，不然的話，為什麼日本記者在報導天安門事

件中所持的立場和論點和西方大不相同呢？無論如何，天安門的流血事件是使人

很惋惜的事，才引起澳洲的一個政府領袖在電視機前痛哭流淚，那情緒我們可以

理解，我們不能懷疑他有作偽的成份，但，多年以來，南非聯邦一直是用自動步

槍對付遊行示威的黑人，但從來未見這位政要在公開場合一掬同情之淚，英雄的

眼淚總是不能輕彈的。

天安門事件和西藏問題本來毫無關聯，近幾年來，美國官方和民間經常把這

兩件事相提併論，作為對中國冷戰的一個主題，針對這種情形，我們也不妨在這

裡順便一提。

達賴喇嘛和他的家屬、官員、貴族、上層喇嘛集團，為數約有四萬人到五萬，

15

都於一九五九年以後的幾年中，陸續越過邊境，到達印度、尼泊爾，不丹和錫金

等地。後來的西藏流亡政府號稱十萬之眾，可能是過份誇大。達賴到達後不久，

經由印度外交部發表了一份「達賴喇嘛聲明」，聲明中指稱中國時有「侵略」的

字樣，說西藏是「為了爭取自由獨立」。但有趣的是聲明是由第三人稱寫的，指

稱達賴喇嘛時，一律用「他」，而不用「我」。顯然是印度政府代他行事。由於

當時印度所處的微妙地位，不讓達賴喇嘛親自出馬說話，表示出尼赫魯的謹慎態

度，但也沒有因此而得到中國方面的諒解，兩國反而從此交惡起來。一九四九年

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印兩國的關係一直很密切友好，兩國都是剛從殖民主義國家

手中解放出來，處境類同，有同仇敵愾的共同立場。兩國的人口眾多，居世界的

首兩名，地緣上也有結合的便利，如果合作得好，可能形成兩大霸權以外的一個

舉足輕重的第三勢力，尼赫魯和周恩來的私人交誼也好，兩人畢生都是民族主義

者的鬥士，互相傾慕。萬隆會議時，中印關係正處於蜜月時期，兩國的合作已在

國際政治上產生對他們有利的效果。可惜好景不常，一九五九年以後，由於西藏

問題，中蘇交惡和印藏邊界問題，中印之間的衝突逐漸表面化，最後演成一九六

二年不幸的中印邊界戰爭。以後的兩國的關係一直處於低沈狀態，直到最近才露

出一些緩和的跡象。

尼赫魯從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武裝暴動時起到同年四月底，幾次在印度人民

院談到西藏問題。在一次談話中，他引用「達賴喇嘛聲明」說：「北京沒有遵守

西藏同中國關於西藏自治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那裡發生了武裝干涉。」

又說：「我衷心希望西藏人不受其他人的壓迫和鎮壓。」這些話自然都是針對中

國而說，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強烈不滿。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

尼赫魯一次講話的全文，五月六日，該報刊行一篇一萬八千字的長文，逐條逐句

地駁斥尼赫魯的講話，措辭十分強硬，認為尼赫魯和他的印度政府是「力圖阻撓

中國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權」。

從尼赫魯屢次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於印度獨立後，忠實地執行了當年

大英帝國的對西藏政策，企圖用各種政治手段進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措施，目標

則是使西藏能成為中印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他不同於英國的是他在表面上承認

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再像英國過去那樣在西藏專搞那些骯髒的分裂活動，也不

再叫囂「宗主權」這樣的主張了。但尼赫魯當政時期，在處理西藏問題上，一直

被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幽靈糾纏著，使他在認識上無法走出八十年來英帝國主義

者所設下的那個框框，結果是使他在西藏問題上擔任了一個悲劇角色。一九六二

年的中印邊境戰爭給他個沈重的打擊，一九六四年他便賚志以歿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達賴喇嘛從以度以西藏流亡領袖身份致電聯合國祕書長哈

馬舍爾德（D.Hammarskiold），控訴中國武裝侵藏，要求聯合國在十四屆大會上

辯論西藏問題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武裝侵略行為」。十月，在頻繁的會外活動

後，馬來西亞和愛爾蘭聯名提出了「中國入侵西藏案」，在聯合國大會上進行辯

論，最後以四十五對九票通過「譴責案」，投票中有二十六國棄權，印度是其中

之一。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進行還擊，指為干涉中國內政。台灣中華民國在聯

合國的代表，在辯論中態度十分曖昧不明，一方面堅持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一方

面又支持譴責「中國的武力侵略」，沒有明確表示他們究竟站在那一邊。

達賴喇嘛自一九五九年流亡到印度，至今已有三十三年。去時才二十四歲，

至今已近花甲之年。閒暇時，從喜馬拉雅山山麓那邊，翹首雲天，北望故園，那

心情也一定是很寂寞的。

16

西藏問題的背後(之四)4-1：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前半生

達賴喇嘛十四世的漢文譯名是丹增嘉措（出生時俗名拉莫頓珠），英文譯名

是 Tenzin Gyatso。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生於青海省西寧附近的湟中縣南祁川。

照他的英文自傳中說，他是生在西藏的安多地區（Amdo）。他和他的屬從自搞

西藏獨立運動以來，他們「西藏獨立國」早已把今天的青海省全境納入了版圖之

內，所以他說他是生在西藏境內。他父親的漢文譯名是祁卻才郎（也作拉布秀），

是湟中縣南祁川的一個藏族農民。丹增嘉措在他家的孩子中排行第五，他上面有

一個姐姐、三個哥哥、下面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自傳中又說，他父親是一個

佃農，但不是農奴（因為青海沒有農奴制度），承租了面積不大的土地，每年種

植大麥、蕎麥和洋芋等作物，養有五六頭奶牛、七八十隻山羊和綿羊、兩三匹馬

和兩頭犛牛。雖然是小農戶，在三十年代的青海，能夠讓九口之家維持溫飽，也

稱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達賴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拉薩布達拉宮圓寂，享年

五十七歲。喇嘛教相信，人死以後要輪迴轉世，達賴喇嘛自然也不例外。他死後

的第二年，西藏的葛廈就已進行尋找達賴轉世的靈童。據傳說，尋找轉世靈童，

事前也已有了很多先兆。達賴喇嘛十三世死後，他的屍體暫停厝在布達拉宮內供

人瞻養，停放時本來是面向南的，後來竟轉過去面向東北。當時的熱振攝政也親

自遇到了一些靈異現象，都指明應該向西北方向去尋。不管局外人是否相信，一

隊尋找靈童的僧官就按著種種跡象從西藏到了青海，最後找到丹增嘉措他們家

裡。指認轉世靈童自然還有一套複雜神秘的過程，其中之一是把達賴十三世生前

用過的東西，像串珠等物，加雜於其他同類的東西之中，讓靈童伸手去取。經過

幾次反覆試驗，丹增嘉措都取了前一達賴生前用過的那些。並且說，這些是他的

東西。通過這些試探以後，尋找靈童的僧官格桑次旺一行就確定這個四歲多的男

孩就是他們要找的靈童。後來，尋找靈童的其他幾隊人馬也都先後回到了拉薩。

靈童一共找到了三個，此後又經過了請神降旨等等繁複過程，以及攝政熱振活佛

的指示，最後確定這位青海農家出身的靈童丹增嘉措是真正達賴十三世的轉世的

靈童。這就是今天名滿全球、贏得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風雲人物，達

賴喇嘛十四世。

靈童找到後，從青海迎奉靈童去拉薩的問題上，又遇到了一些周折。在重慶

的國民政府，全力支持西藏當局尋找靈童的過程，靈童找到以後，電令當時的青

海省主席馬步芳對靈童入藏事務給了必要的協助，並撥給馬十萬元銀元，美其名

為護送費，實際上是賄賂他，要他聽命合作。馬步芳是當時西北的回族大軍閥之

一，白白得了十萬元並不滿足，還敲詐了西藏葛廈四十萬英鎊，作為允許靈童入

藏的條件。一九三九年十月，這位轉世的達賴，才於重重困難中從青海到達了拉

薩，那時他只有四歲多。

達賴喇嘛的金瓶掣籤和坐床大典是於一九四○年三月在拉薩舉行的，坐床大

典就是登基大典。<註 1>按照過去的往例，自明代起，西藏的重要官員，一律要

經過中央政府的冊封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冊封的也都認作是一種殊榮，鞏固了

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清朝建立以後，順治皇帝首於一六五三年冊封了達賴五

世，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正式認可。自此以後，每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要

17

中央派大員到拉薩主持他們的坐床大典。一九四○年，擔任攝政的是熱振活佛，

較為內傾而排斥親英。他要求重慶當局派大員到拉薩主持坐床大典。中央派了當

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經印度前往拉薩主持典禮。吳到拉薩後，在典禮

籌備期間遇上了一些困難。吳堅持循清朝時的慣例，要西藏當局在儀式進行時認

他為坐床典禮的最高權威，西藏當局開始時表示有困難，後來還是讓了步。在典

禮的座位安排上也發生了爭執，最終熱振活佛也遷就吳的意見，把他排在和達賴

併列的座位上，但也因此而觸怒英國從印度派去的觀禮使節而拒絕出席典禮，氣

憤中還返回印度。在英國人看來，讓中國中央大員坐上座無異是承認了中國在西

藏的主權，而摒棄了英國。從這件小事看出，英國人的司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

無法隱瞞了。後來於一九四一年熱振辭去攝政職務，一九四七年為親英份子誣陷

被捕下獄，不久在獄中被害，主其事者就是後來一九五九年暴動的領導份子，親

外頭頭，索康‧昭清格勒。<註 2>

達賴十四世坐床後取得了合法的最高統治地位，但因未滿十八歲不曾親政，

政權操在葛廈手中，三大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最高的。四十年代，西藏一直處

於親漢與親英美兩大集團的衝突之中，政治上出現一些動盪不安。

二次大戰期間各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到西藏。從四歲到十四歲的十年，達賴

算是過了一段平靜幸福的生活。但自從入宮以後，他不能和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

一起，對於一個年才五、六歲的幼童，也是一種沉重的精神折磨。他在自傳中不

只一次提及那時心情上的寂寞。

他從六歲起接受啟蒙，頭幾年是學習藏文，到十三歲才開始接受佛教教育。

他的一個啟蒙老師就是當時的攝政熱振活佛。他對這位老師十分敬仰。後來於一

九四七年熱振遭難，給他在心靈上帶來重大的打擊，但一直到今天，他也不談熱

振是因為什麼遭殺的。

西藏當局對他的教育要求既高，教法又很嚴格。學習的科目有論理學、西藏

藝術文化、梵文、西藏傳統醫學和佛教教義五個主科。另有詩歌、音樂戲劇和星

象學等副科。最要的自然是佛教教義。他在這個科目上要接受長期嚴格的訓練，

要經過多次嚴格考試和答辯口試才能取得西藏佛教中最高的學位，其重要性相當

於西方的哲學博士。十七八年專心致志於佛理的探討，使他成為一個對佛教哲學

有精湛修養的學者。一九五九定居印度以後，他又開始接觸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文

明，視野比以前更為開闊，世界觀也有了一定的改變。從他最近三十年的言論中

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的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理解使他對自己的佛教信仰有了更深一

層的認識，加強了他對佛教的信心。不幸的是，背了西藏這個歷史上的政治包袱，

他的聰明才智有時不免為他的政治偏見所蒙蔽，而失去了他該有的明智抉擇，一

個有至高智慧的宗教領袖、精神領袖，竟然為政治所奴役，這是達賴喇嘛一生的

大不幸。

達賴喇嘛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學習能力很強，智力也高過和他年紀相仿的人。

在各科學業上進步很快。十三、四歲以後開始跟一個西藏老師學習英文，又得到

一位戰時以難民身分逃到西藏的奧地利人哈拉爾（Heinrich Harrer）的協助，他的

英文進步很快。至於後來能使用流利英語與人交談或寫作，那是一九五九年到印

度後才培養出來的。一九五二以後的幾年又學了一些漢語，但未能深入，遠不及

他後來的英語。

達賴從兒童時代起就已顯示很強烈的求知慾，他的愛好和興趣是多方面的，

對自然科學和機械原理有濃厚興趣。布達拉宮中存有達賴十三世遺留下來的音樂

匣和留聲機一類的新玩意兒。他看到了都拆開來看，並把壞了的都修理好。布達

18

拉宮中有三輛報廢的舊汽車，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產品。他和一個唯一開

過汽車的藏人，在完全不懂汽車構造原理的情況下，居然利用東拆西補方式，把

其中一輛修好在布達拉宮的空地上開來開去，那時他也不過才十五、六歲。他對

天文學和攝影也都十分愛好，成年以後已是一個很出色的攝影家。

一九五○年十月昌都戰役之後，拉薩統治階級內部受到重大衝擊，被迫進行

上層改組，大札活佛在各方壓力下辭去攝政職務，由十六歲的達賴喇嘛親自臨政，

打破達喇嘛不滿十八歲不得親政的傳統規定。在藏王和幾位噶倫的協助下，年輕

的達賴沒有叫人失望，親政後顯露了他過早成熟的才華和認識。在一些重大問題

的處理上，他表現了有條不紊，臨危不亂的作風。他處理的第一件大事是於親政

後的一個月內委派阿沛‧阿旺普美為首席代表，前往北京進行談判，促成了十七

點協議。

後來達賴於自傳中責備阿沛‧阿旺普美不該和中央簽協議，說代表團沒有經

過他同意而擅自行動，這就和當時的事實完全不符了。阿沛‧阿旺普美五個人於

去北京前，達賴政府給他們的職稱是全權代表，行前可能已經有簽約的指示，一

個消息說，代表團離藏前，西藏當局還就協議事徵詢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意見，尼

赫魯表示一切都可以照北京的意志進行，只有不能允許中國在西藏駐軍。關於十

七點協議內容，達賴還召集了藏王和噶倫舉行御前會議，經過討論後，多數表示

同意。為了慎重起見，他們還當場舉行神前抽籤，神籤也同意接受協議。如果說

阿沛‧阿旺普美擅自和中央簽訂協議而使他大為怒惱，為什麼阿沛‧阿旺普美於

回藏後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在達賴一九五九年出走前一直是受到寵任呢？<註

3>

一九五九年出走以後，達賴喇嘛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和生存環境把他塑造成一個具備多種修養的優秀人才，除了宗教領袖之外，他現

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外交家、演說家、

和很有學養的高級知識份子。經常周旋於各國政要之間，談吐應對都有一定的尺

度，談起世界大事來，滔滔不絕，意氣風發，給人留下很深刻印象。通曉藏文、

梵文和英文（可能還有少許中文），對哲學、科學、歷史和政治都有足夠認識。

設若他這麼多年來一直是住在拉薩，在那裡南面稱王，他絕不會有像今天這樣的

深厚學識修養。相形之下，過去那些足不出戶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學識上和

他相比，那真是有小巫大巫之別。這應該說又是流亡的收穫。

達賴喇嘛出走以後的三十幾年，國際政治形勢對他的流亡地位利多弊少。他

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懂得怎樣利用這樣的客觀條件，過去，在東西兩大勢力集團

的矛盾中，達賴時常發表符合西方勢力觀點的談話，以給他賺取一些政治資本，

談話時總是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迫害」、「壓迫」，這樣

動聽的字眼兒，西方的聽眾們聽了也頗為動容，但是在一九五九以前，西藏統治

階級的人權記錄是見不得人的，達賴的西方友人們都不願意揭發這種事情，或者

那些只看幾本「西藏旅行記」的西藏問題專家們也許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這

問題我們留待以後再談。

多年來，達賴喇嘛已是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像其他搞政治的風雲人

物。在討論政治問題時，都需要遷就事實，而犧牲原則，隱瞞事實雖然不等於說

謊，但究竟不是值得推崇的好事，多年前一位西方評論家給政客下了一個令人捧

腹而又切中要害的定義，這裡有引用的必要，他是這樣說的：「政客們是一種人，

他們不一定要說謊，但很少說實話。」（Politicians are people who don't have to lie but

seldom tell truth）。這話自然不是針對達賴喇嘛一人而發，但現實已把他鍛練成

19

一個八面玲瓏的政客已無庸置疑。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帶了他母親、兄弟姐妹和左右親信

一行數千人，穿過中印邊境抵達印度。先在新德里以北穆索里小鎮（Mussoorie）

暫時棲居下來。尼赫魯和外長梅農都到這裡來看望他，向他提出居留上的種種保

障。第一年，這支流亡隊伍情況十分狠狽，基本食宿都遭遇到困難。第二年，經

印度政府安排，達賴一家和高級官員遷居旁遮普省達蘭薩拉鎮（Dharamsala）。

印度當局等於是把這地方劃歸給達賴，作為他的流亡首都。後來的幾年中，陸續

越過邊境進入印度的西藏流亡人士越來越多，印度政府也感到窮於應付，指定印

度境內的十幾個地方為安置區。有好長時間，大多數流亡藏人均以帳篷為家，生

活自然很艱苦。達賴和他的高級官員經常奔走於這些安置區之間，為這些人安排

生活上的需要。達賴稱得上是一個愛民如子的領袖。

他在抵達達蘭薩拉不久，就著手籌組流亡政府，雪山獅子旗張掛出來，是十

足的獨立國了。流亡政府分為六個部門）內政、外交、宗教、文化、教育、財政

和安全。負責籌劃暴動的有功之臣都在流亡政府中擔任了要職。此外又在德里成

立了一個聯絡局，負責與印度和國際救濟組織聯繫。聯絡局又在紐約、日內瓦、

東京和加拉滿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執行領事和外交事務。流亡入印的藏人據較為

可靠的估計，最多時為六萬人。救濟經費來自國際救濟組織和美國等幾個友好國

家，達賴自己雖然富甲天下，但也無力長期供著這幾萬人。

幾年之後，流亡在印度的藏人人數陸續減少。其中有一小部份去了美國和其

他各地，大部份又回了西藏。六十年代以後，中央在西藏大力倡導「既往不咎，

悔過自新」措施，號召當初參與暴動的份子回藏參觀或定居。這辦法慢慢收到頗

大的效果。回來的人漸漸多起來，他們不但沒受到懲處，還都得到了份外的照顧，

安置了工作，有的還當了幹部，表現好的甚至當了地方政協委員。這自然是對準

達賴流亡政府的心戰措施，但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這回西藏定居的不都是

中下級份子。西藏唯一的一個女活佛多格‧發格莫於一九五九年隨達賴出走，第

二年就自巴基斯坦經瑞士返回西藏，後來擔任西藏政協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全國人

大代表。

這些年來，達賴的流亡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和北京有過多次未曾公開的接觸。

達賴曾經自印度派過最少三個回藏參觀團，其中的一次有他的三哥，另一次有他

的妹妹，而且都曾到過北京，見到班禪喇嘛和官方人士，在這件事上，雙方都有

某些政治訴求，但顯然沒有達成什麼協議。當然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想藉此

為他在國際上賺取一些政治和宣傳上的資本，這目的是達到了，將來有一天達賴

喇嘛會不會和北京當局重修舊好而返回西藏呢？有人提過這樣的問題。在目前這

是很難確定回答的，但我們也無法排除其可能性。

三十多年來，國際政治局勢發乍了不少重大變化。尼克遜去北京談和以及近

十幾年西藏在物質條件上的飛躍進步，都給達賴的流亡政權帶來不少的困境。在

國際間，有些事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即使是一些與西藏有直接關係的事務和團體

也不是一定要照他的意思行事。「西藏青年會」已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許多年，在

各大都市都有分會，會員絕大部份是白種人，打出的口號是「爭取西藏獨立」，

也不反對使用武力。達賴不同意他們使用暴力的主張，沒有公開支持他們，但這

夥人還是不得不在表面上認達賴為他們的領袖。另外一個團體，設在各國的「西

藏協會」（Tibet Council）也是和「西藏青年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但沒有明確

地強調「武力解放西藏」。這些團體如果把他們的經費來源公諸於世，我們立刻

就知道誰在他們背後導演的了。

20

達賴喇嘛和他的家屬親眷和高級官員流亡海外多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

還是很優越的，有多方面的金錢物質供應，來自國際的資助大部份用於他的政治

投資。達賴自己仍然稱得上是一位富翁。一九五○年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和魯康

娃挾持達賴從拉薩逃到亞東，行前本來是準備一去不回，走時把布達拉宮中和羅

布林卡宮中積存了幾百年的金、銀、財寶和珍藏蒐羅一空，隨達賴一行帶到了亞

東。他後來在他的自傳中也含含混混地承認有這件事。據多年以後非官方透露的

一項資料說，他們一九五○年去亞東時，徵用一千餘頭騾馬犛牛等搬運牲畜來換

運這批財物，平均每頭搬一百二十磅，其他的四十頭用來搬黃金，六百頭搬白銀，

其他搬金幣、銀幣和其他珍寶。如果這項資料屬實，我們不難照上面數字計算出

來，他們一共運走了黃金二．二噸，白銀三十二．七噸，以及其他無法估計的財

寶。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和拉薩達成十七點協議，達賴喇嘛一行又從亞東回到

了拉薩，但這批東西沒有運回來，後來都從亞東運到了錫金，顯然是為後來的出

走作了準備。一九六○年，也就是達賴一行到印度後的第二年，這批寶物又從錫

金裝上一列火車，運到加爾各答，在一家銀行的庫房中存儲起來。這些財物，加

上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歷年來在世界各地所掌握的投資和股票，仍使他有資格儕

身於世界大富翁之列。

達賴喇嘛是一個才華睿智都很出眾的人，學習和吸收能力很高，是一個不尋

常的人物。設若他一生只做了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而沒有牽入太多的政治活動，

他一定比現在快樂多了。不幸的是，客觀環境沒有允許他這樣做。達賴的姐姐、

三哥和母親都於八十年代先後在印度去世，父親死於一九四七年。如今健在的有

大哥和二哥，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注釋<註 1>金瓶掣籤是決定達賴和班禪轉世靈童的最後一個過程。最早的辦法有許多

缺點，易生流弊。乾隆時，清廷為了杜絕這些和所生糾紛，頒令西藏採行新法。

由清帝頒賜金瓶一個，以後於尋到數個靈童時，要把每個靈童的名字和生日年月

用漢、滿文寫在一個籤牌上，裝入金瓶內，然後由高僧多人誦經七天，在清朝駐

藏大臣的親自監視下，由有呼圖稱號的活佛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抽取籤牌，

第一次抽出者即為達賴轉世的真正靈童，他人不得再提異議。若只尋到一個靈童。

也須將他的名字，生日寫在籤牌上，和一個空白籤牌一同放進金瓶，若抽出的是

空白籤牌，即不能認該童為轉世靈童，需要另行尋找。一九四○年，吳忠信到西

藏主持達賴十四世的坐床典禮，事先本來應該在他面前舉行金瓶掣籤（一共有三

個靈童），但攝政熱振活佛已經為此事捲入一場鬥爭之中，吳忠信為了支持他，

遷就他，就免去了金瓶掣籤這個過程，成全了他的願望，但也引起他的政敵們的

攻擊。

<註 2>熱振活佛被害的經過是這樣的：他原是藏北熱振寺的大活佛。一九三三年

十二月，達賴十三世逝世後，經由全藏僧俗民眾代表會議推舉熱振為攝政。他於

一九三四年初就任攝政職，負責全藏軍政教的大任。他有相當反帝國主義的思想，

主張和中國中央恢復友好關係。上任後得三大寺的支持，打擊了意圖政變的親英

勢力集團，罷免了擦絨的噶倫職務，把藏軍司令龍夏逮捕下獄，挖了雙眼，還抄

沒家產。其他親英份子也被判刑或逃亡。一九四一年，親英勢力捲土重來，熱振

失勢，被迫辭職，回熱振寺潛修。一九四七年，在大扎活佛的統治下，西藏政權

變成清一色的親英集團。他們製造了一個熱振企圖謀殺大扎活佛的莫須有罪名，

由索康‧旺清格勒和龍夏的兒子率領軍隊到熱振寺逮捕熱振和他的家屬和屬員。

下獄後先挖去雙眼。同年七月在獄中被毒殺，家屬和屬員也都被殺。熱振被捕後，

21

色拉寺的堪布派武裝僧人進軍拉薩營救，和西藏政府軍隊演成武鬥，雙方戰死三

百多人。從熱振辭職到西藏解放的十年，西藏政權一直是在親英勢力的掌握之中。

<註 3>十七點協議在西藏統治集團中引起的爭論是這樣的：

一九五○年十月，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魯康娃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一行

出走亞東。同年底達賴和他的噶廈，在西藏上層內傾勢力和三大寺堪布（住持）

的政治壓力下，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在

此之前，親英美分裂份子仍堅持達賴應由亞東逃亡印度，組織流亡政府，呼籲國

際干預，但在西藏全區大會上沒有取得大多數的支持，只好同意到北京談判。五

人代表團動身之前，噶廈發給每人一張蓋了印璽的全權代表證書（等於是符節），

證書上還特別寫有「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字樣。代表們於四月下旬分別從昌都和

印度兩地到達北京。談判中，關於「解放軍入藏鞏固國防」這一條款，雙方立場

有衝突，最後，西藏代表團也表示接受。據後來的一份英文資料說，談判期間，

西藏代表團和設在亞東的西藏政府保持經常聯繫。五月下旬，談判圓滿結束，五

月二十四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代表團於七月回到亞

東，報告談判經過。上層分裂份子在亞東召開的僧俗官員大會上強烈攻擊十七點

協議，認為五人代表團未經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協議。夏格巴大朗色林等分裂份

子提議否決協議，代表團中的土丹達旦和群培土登也提出了反擊。辯論不得要領，

最後決定由抽籤決定，在達賴的臥室內把寫好「回拉薩」和「去印度」的籤牌兩

個放入瓶內，由達賴親自抽取，抽出的卻是「回拉薩」，等於是接受了十七點協

議。

八月中，達賴一行回到了拉薩。又經過了後兩個月的兩派鬥爭，最後在西藏

全區大會上正式批淮了十七點協議。十月二十四日，達賴在致毛主席的電文中說：

「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眾一致擁護十七點協議，此後將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

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擁護祖國領

土主權的統一」。

一九五九年四月，他逃到印度後發表的第一個聲明中說：「中國沒有履行十

七點協議」。可見他沒有否定十七點協議，他所爭論的是「沒有履行」。這說法

自然也非事實。他在自傳中說）「阿沛‧阿旺晉美沒有經他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

協議」是不符事實的。

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之五)5-1：㇐個謊言

達賴喇嘛自傳的正書名是《流亡中的自由》 (Freedom in Exile)，副題是：西

藏達賴喇嘛自傳，用英文撰寫，一九九○年由英國Hodder and Stoughton 出版公司

出版。全書十五章，用第一人稱敘述從出生到五十五歲的親身經歷，和他自己對

人生、政治、宗教和哲學的認識和批評。文字平易流暢，是有趣而可讀性高的一

本傳記文學著作，在目前以西藏為主題的西方對華冷戰中，這本長達三百頁有爆

炸性的自傳成為一本世界暢銷書，是可以預料的。

在某些西方人心目中，達賴喇嘛是一個活神，是「失去王座的君王」，是「受

迫害者」。不問是否符合事實，這三個頭銜多年來已是流亡的達賴喇嘛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本。再加上他那一套美麗動聽的說詞，和他在國際友人策劃下

進行的全球反華活動，使一些天真的西方人對他都十分傾慕，十分心折。這些都

使他的自傳成為一本很賣錢的書。但賣錢並非他的主要目的，他在書中用了很巧

22

妙的手法，瞞過一些對西藏有歪曲認識或一無所知的白種人，是這本書的最大成

就，達賴本人也自然是很引以為榮。

知道一些歷史的人看了達賴喇嘛在他自傳中所表演的戲法，都不難看出他的

漏洞來。總起來說，一方面他在書中隱瞞許多事實，另一方面又歪曲了許多事實。

歪曲事實等於是說謊，說謊是無法原諒的。

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後，多年來在他的演講中、記者招待會中和自傳中，都

口口聲聲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在政治上，和中國有過密切往來，

但並非主從關係，自然從未隸屬於中國的版圖之內。在他這個認識下，中國中央

政府歷代歷次派軍入藏都變成了無可饒恕的「武裝侵略」。一九五一年解放軍根

據十七點協定進入西藏自然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今天的西藏就是唐朝時立國的吐藩王朝。王朝創建者松贊干布於公元六四一

年請求和唐室聯姻，娶唐朝宗女文成公主為妻。後來於公元七一○年唐朝和吐蕃

王朝二次聯姻，唐宗女金城公主嫁給當時的吐蕃王赤德祖贊。期間，漢藏兩族已

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有逐漸密切聯繫。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唐蕃會盟一共有過

幾次，最早一次是七○六年的「神龍會盟」，最後一次是八二二年「長慶會盟」。

「長慶會盟碑」至今仍保存於拉薩大昭寺前石階旁。盟文中有「社稷山川如一，

煙塵不揚，各安本土，互不侵擾」的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蕃舅甥和盟碑」，

但這種會盟並不代表唐室和吐蕃王朝在政治上有主從關係，只是古代一種「兩國

友好互不侵犯條約」。

有人把唐蕃聯姻和會盟解釋為唐時西藏已入中國版圖，這是很牽強的說法。

宋王朝在武功上遠不及唐代盛時，只能和吐蕃王朝崩潰後的西藏各個封建地方政

權維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今天的西藏真正隸屬於中國版圖是元朝建立

前後開始的。成吉斯汗於一二三九年指派皇子闊端牽軍入藏，此後西藏就併入了

元朝大帝國的領土之內。一二六○年和一二六九年，忽必烈兩次封喇嘛教薩迦派

領袖八思巴為「國師」、「大元帝師」和「大寶法王」等封號，並指令把西藏全

境交付給八思巴替元世祖治理。這位八思巴就是以設計「八思巴字母」蒙文新字

而名滿中外的元代語言學家，其字母在漢藏語言學上佔有重要地位。

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宣政院，處理境內少數民族事務，宣政院之下設有一

些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其中的三個是專司吐蕃事務的。朝廷規定各藏區人民均須

向朝廷納稅和服徭役。明朝時也設立了西安行都指揮使，下設烏斯藏都司（轄今

之西藏）和朵甘都司（轄今之青海和四川西部）。明朝歷代皇帝封西藏政教領袖

封賜最多，主要是籠絡他們，使他們聽從明朝的管轄。明太祖於一三七二年封西

藏噶舉派第二任領袖甲央為西藏法王，令其統治西藏。此後，歷代法王均由明室

正式加封。藏族政教領袖對明帝的封號也非常重視，有了這樣的封號就可以鞏固

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十五世紀中，從西藏前往北京朝覲討封的絡繹不絕於途，

每年有三四千人之多。明朝使用懷柔政策，未在西藏用兵。

清朝初年，在北京的清王朝取得了他們在西藏的更加鞏固的統治地位。中央

政府中設立了理藩院，相當於今天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或蒙藏委員會。直接

治理西藏的是駐藏大臣衙門，地位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同等，代表朝廷總理西藏

一切政務。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經幾次在西藏用兵，其中一次是一七一九年

清軍入藏驅逐侵藏的蒙古準噶爾部，另一次是一七九一年進兵日喀則擊敗尼泊爾

的廓爾喀入侵部隊。這兩次用兵都是應西藏地方政府請求。

遇有外國武力入侵時，西藏照例向北京要求出兵保護，這已是主從關係的明

證。不幸的是，清朝末年國力一蹶不振，英帝國主義者於一八八八年和一九○四

23

年先後兩次武力侵藏，沒落的清王朝自己已經岌岌不保，完全失去了援藏的能力。

西藏人民只好派軍奮戰，使用火繩槍、大砍刀、弓彈和拋石器和手持洋槍洋砲入

侵的英國遠征軍交戰。藏人在武器窳劣的條件下，兩次都作了持久的保衛戰，尤

其是一八八八年的隆吐山戰役，藏軍英勇奮戰，堅持了五個月才告結束，戰死有

四五千人，但英國也遭到很大傷亡。達賴喇嘛自傳對兩次英國入侵，血腥屠殺，

隻字未提，這又是為了什麼呢？後來於一九一四年，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們在西

姆拉會議桌上大聲疾呼，為西藏人爭自治，爭獨立，他們如何可以忘記兩次血洗

西藏的可恥罪行？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國內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這時候，達

賴喇嘛十三世正流亡於印度，同年十二月在英國的印度總督的煽惑下，單方面宣

佈西藏獨立，在英國軍隊的保護中返回西藏，駐藏清軍被迫解除武裝。這是西藏

第一次上演「獨立」鬧劇，是屬於低姿態的一齣戲，沒有大張旗鼓，至少是沒有

像一九三二年「滿州國」那一齣那麼有聲有色。

一九一二年，在北京的袁世凱大總統宣布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下令給四川

督軍尹昌衡率軍入藏，討伐西藏獨立份子。英國便立刻派軍三千人從印度經江孜

入藏，又經駐北京公使館向中國政府提出照會，抗議中國派軍「侵略」西藏。實

際上中國軍隊還剛進入西藏境內，英國三千人早已抵達拉薩。袁世凱在強敵壓境

下也只好罷兵。此後幾十年，中國本土一直陷於重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和西藏地

方政權間只能維持了不即不離的曖昧關係。一九二四年，達賴十三在英國慫恿下

挑起他和班禪九世之間的權力鬥爭，班禪無法立足，還是跑到北京去求援，北京

那時正在軍閥混戰時期，那有能力幫他恢復他在藏的權利？只能讓他留在北京過

流亡生活。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制訂中華民國憲法，

西藏代表是參與其事的，但在大會表決憲法時，西藏代表又藉故不出席，表示西

藏是否是中國領土尚待商酌。一九五四年在北京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會中，達賴

十四世和班禪十世自始至終都是出席的，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時，他們

也都投了同意票。事後，達賴還幾次發表熱情洋溢的談話，表示回藏後要為祖國

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一九五九年逃亡到印度後，這些話當然也都一筆勾消

了。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改動西藏隸屬中國版圖的事實，因為那是從一二六八年

元朝立國時就已確定了。一九五四年，達賴和班禪在人大中參與制憲，投同意票，

也是對國家機制的一種嚴肅承諾，不是逃到印度後矢口否認就可了事的。

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與夏威夷是美國領土並無兩樣。夏威夷於一八八

二年以前仍是一個由波里尼西亞人建立的王國，有自己的女王。美國用了不光榮

的政治軍事手段推翻了這個王朝，把夏威夷據為己有；但儘管如此，今天如果夏

威夷土著片面宣布脫離美國而獨立，也是美國憲法所不允許的。

英國執行舊殖民主義政策時期，曾經就西藏歸屬問題和中國糾纏了近百年，

但從未說過西藏曾是獨立國。在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會議上，英國提出許多無理要

求，但仍承認中國「宗主權」。十九世紀末，英俄帝國主義者勢力伸向中亞，發

生利害衝突，一九○七年的英俄條約上也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並同意

有關西藏問題直接向中國政府交涉。中國自然不能承認「宗主權」的立場，但最

少表示列強沒有承認西藏是獨立國。最近三十幾年美國為了反華，也只在「西藏

人權」問題上糾纏，未曾公開主張西藏應該獨立。自一九七八年起，美國國務院

曾多次直接間接申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一九八八年十月，國務卿舒爾茲在國會作

證時說，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

24

近幾年來，美國眾議院以派爾為首的幾個民主黨議員，對西藏的獨立運動十

分熱心，在國際上為達賴的「獨立」主張大事奔走，促成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

一日達賴到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作證，發表演說，提出了他那很得意的「五點計

劃」。在實質上，這個「五點」還是沒離開「西藏獨立」的基本立場，只是沒有

使用「獨立」的字眼罷了。事情竟有這樣湊巧，「五點」發表後的七天，也就是

當年的九月二十七日，拉薩發生了規模不小的喇嘛暴動，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

日和十二月十日在拉薩又發生同樣的示威暴動。幾次暴動中都有傷亡、放火、搶

劫、逮捕的事情發生。這自然在西方又構成中國在西藏「踐踏人權」的「真贓實

據」。但搶劫和放火的都是暴動份子，死傷的有一部份是藏族的治安人員。我們

不能否定今天的西藏仍有「仇漢」、「反漢」的情緒存在，但是如果沒有來自喜

瑪拉雅山南麓的流亡份子前來煽動和導演，遊行和暴動就鬧不起來。在西藏本土

上鬧事，而且有傷亡，可以給流亡的達賴集團增加不小的聲勢，鞏固他們在海外

的流亡地位。雖然是要花費一些成本，甚至犧牲一些天真的藏族同胞，對他們來

說還是很有收穫。

今年五月初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幕僚又到澳洲作第二次訪問。這是他最近配

合美國友人發動的最新對華冷戰活動的一個環節。在澳洲的兩週期間，他一再聲

明他是作文化宗教訪問，但在每一城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和公開演講中，都沒有

離開政治這個課題，而且一有機會就強調「西藏獨立國覆亡」的說法。在一些白

種人的心目中，他在佛教（應該說喇嘛教）中的領袖地位和羅馬教宗在天教中一

樣，一般人自然不會懷疑到他的誠懇，他也正好利用某些白人對他的尊敬而暢所

欲言，不必計較說的是否都符合事實。

他在西方國家的訪問，對他來說，每次都很成功，賺取了不少的同情和支援，

但也暴露了西方社會多數人的「政治無知」，和少數人以反華為主，以反共為副

的種族和政治偏見。

5-2：西藏大帝國狂想曲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附了兩張使我們大開眼界的地圖，一張是亞洲大陸

圖，圖中顯示西藏在亞洲的位置，另一張是西藏全圖。仔細看去，達賴喇嘛繪製

的西藏圖竟比一般見於中外地圖集中的西藏大了許多，約為原來西藏的兩倍半到

三倍。對照之下，不難看出「西藏大帝國」是怎樣膨脹起來的。

在這張地圖上，原來青海省的全部，以及甘肅省的西北部和內蒙自治區的西

部都納入了西藏的版圖，這樣一來，西藏在西北就和外蒙古毗鄰而居，蘭州也變

成了和西藏接壤的邊疆都市。在東部，今天四川省大金川以西地區和雲南省的西

北地區（包括大金川和金沙江交匯處以西，現在的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寧蒗彝族

自治縣和中緬邊境高黎貢山以東地區）也都在達賴的地圖上歸入了西藏。另外一

個值得注目的是西藏的東南和印度在歷史上有爭議的邊境，在他的地圖上都按著

那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把原來應該隸屬西藏的土地一律劃歸給印度。這真是一

張別開生面的新地圖，我們不得不慎重研究一下。

在歷史上，今天青海省的大部份就是王莽時代的西海郡，在唐初屬羌族的吐

谷渾國。公元六六三年，吐谷渾為來自今天西藏的吐蕃國所滅。公元六七○年，

吐蕃國出兵攻西域四郡（龜茲、于闐、焉耆和疏勒），唐高宗用薛仁貴為帥，率

兵十餘萬人與吐蕃軍戰於今天青海共和縣一帶，唐軍敗績，只好罷兵講和。自此

以後吐蕃國就把吐谷渾的舊地納入了他們的版圖之內，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大部

25

份。從唐初至元朝立國的六百多年中，今之青海地區的隸屬因政治和軍事的演變

而有過多次變化，並非都在舊吐蕃國的統治之下。元朝建國後把今天的青海、西

藏和四川成都以西地區劃作一個行政單位，叫做宣政院轄地，但今天的西藏和今

天的青海及四川西部分別屬於不同的宣慰司，在建制上，宣慰司都是平行的，彼

此並無隸屬關係，而且都由宣政院直接統轄。

達賴喇嘛所繪製的「西藏大帝國」地圖自然也是參考了這些史料，不過又加

以歪曲罷了。實際的情況是自元代始，藏族的主體就從北從東退居到今天的西藏

境內，留在青海和四川等地區的藏族，在近八百年種族人口遷移的多種變化中，

變成一個絕對少數。

從近幾百年的人文地理上看，我們也絲毫沒有理由支援青海和四川大金川以

西都是西藏土地的主張。以下用中國一九八二人口普查資料作說明：

一九八二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字顯示，青海全省總人口為三百八十五萬

九千六百九十五人，漢族人口為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九人，佔全青海人口的

百分之六十‧五；藏族人口為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

十九‧三五，其他包括回、蒙、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口為七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

九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三三，幾乎和藏族相等。由此可知，藏族在青

海人口尚不到五分之一。

四川省的全人口是九千九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六人，漢族人口為九千六

百○五萬一千七百一十六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三，彝族人口為一百

五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三；藏族人口是九十二萬

一千九百四十八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二，少於百分之一，而還在彝族

之後，更是一個少數。在這種情形下，達賴喇嘛繪製的「西藏大帝國」地圖就變

成一種遐想，我們姑且稱之為「西藏大帝國狂想曲」的前奏吧。

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又提供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到一九八二

年，居住於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口是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人，而居住於西

藏境外（青海，四川，甘肅等地）是二百○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人，兩相比較，

西藏境外的藏人超過西藏境內藏族人口達三十一萬多人。

假定明天就讓西藏「獨立」，讓達賴回藏恢復其喇嘛王朝，那這住在西藏境

外的二百零七萬藏人究該如何處理？若按達賴構想，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地都在西

藏版圖內，這問題就不會發生，但青海和四川西部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又該如

何處理？是不是都要移入內地或其他地區？還是留在原地做達賴順民？若按目

前的省界為根據，西藏「獨立」後，這二百零七萬藏民是否都要遣返到西藏境內

去呢？若有人擁護西藏獨立而又不主張遣返，這種「獨立」的主張就完全失去了

依據。那豈不是「只許我打你，不許你還手」的強梁作風？

我們今天在紙上和達賴打土地官司是無濟於事的，各說各話，很難談清楚誰

是誰非。讓我找出兩個洋人來評判一下。在許多問題上，我本來很不信服洋人，

但這次是一個例外。一九二四年，退休已久的前英國駐中國公使，約翰‧約旦爵

士在「皇家中亞學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時說：「按我的意見，西藏人的領土要

求很不合理。他們要求把打箭爐（康定）和巴塘地區歸屬於西藏，誰都知道這些

地區早已在中國境內」。約旦爵士當年做駐華公使時，在西藏問題上曾向中國提

出許多無理要求，但退休後卻說了實話。另一個說實話的是當時英國的中國專家

威婁畢准將。他在同一個學會會議上說：「在我們歐洲地圖上把青海湖劃入西藏

境內是錯誤的。在達賴喇嘛的統治下，西藏在東北方只伸展到唐古拉山脈」。這

26

唐古拉山脈就是今天青海和西藏的省界所在。他們這兩個人的觀點等於是替中國

否定了達賴喇嘛對青海和四川西部領土的要求。

5-3：農牧奴是怎麼㇐回事？近三十年來，隨著國際西藏熱的升高，達賴喇嘛變成一個重要的風雲人物，

經常奔走於西方各大都市發表演說，招待記者，會晤各國政要。每逢這樣的場合，

總不免要亮出隨身攜帶的「中國在西藏違背人權」這件輕型武器，作用自然也是

有一些，至少達到了宣傳目的。但使我們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媒體都只談中國在

西藏的人權問題，把達賴過份渲染的控訴奉為圭臬，但沒有人談歷代達賴喇嘛當

政時期的西藏人權問題。達賴在海外訪問時，對這問題則更是諱莫如深，遇有好

奇的記者提出這種問題時，他總是枉顧左右而言他，從不正面答覆。現在讓我們

越俎代庖，為他回答一些這樣的問題。

西藏地處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高度都在海拔四千公尺左右。這

樣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幾千年來西藏和境外半隔絕狀態。在這種封閉條件下，西藏

境內發展了他們特有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類型。維持了將近八百年的「政

教合一」和「偉大的農奴制度」（他們自己這樣說），都是在這半封閉的狀態中

孕育出來的。

簡單地說，政教合一就是一種用宗教支配政治的社會制度。歐洲在中世紀時

也出現過類型不同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起於十一世紀，到了十三世

紀，八思巴當政時，政教合一制度已經臻於成熟。後來喇嘛教噶舉派掌握政權，

規定僧侶為地方政權的當然執行人，並得到明朝皇帝的認可，此一制度就鞏固下

來，直到一九五九年達賴逃亡後才告瓦解。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西藏的寺院制度

和農奴制度是分不開的，在這種三位一體情形下就產生了三大領主（僧侶、貴族

和官僚）和農牧奴之間的階級對立。

在過去西藏神權設教的社會中，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

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這樣就出現一個三等九級制：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級劃分嚴格，不容有所變更，所以人

一出娘胎就已承受了他父母傳下來的等級，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

上等人都享有世襲特權，下等人非但沒有任何權利，連人身權也屬於他們的主人。

上等人中，喇嘛是第一特權階級，他們都屬於大大小小的寺院（共有二千七百多

所），寺院都擁有多寡不等的土地。官吏都來自世家和土司家系，貴族也都是世

襲的，也有從達賴和班禪家屬中升上來的，解放前，世家貴族約二百家，其中最

大世家不到二十家。

農牧民都屬於農奴階級，都沒有土地。全西藏的耕種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七屬

於寺院，百分之二十五屬於貴族世家，百分之三十八屬於各級政府，造成千百年

來「耕種者絕無土地，有土地者絕不耕種」的世界罕有現象。寺院都擁有土地，

以哲蚌寺為例，寺中於解放前擁有耕地五萬一千克（每克約為一華畝），等於擁

有全藏耕地的六十分之一。該寺有莊園一百八十五個，牧場三百個，農奴二萬五

千人，牧奴一萬六千人。每個莊園都是一個獨立的農業生產單位，由寺院派喇嘛

或專人管理。

農牧奴中又分「差巴」、「堆窮」和「朗生」三種。「差巴」是較富裕的農

奴，耕種土地面積較大。「堆窮」是更窮困的農奴，生活比「差巴」還差，最壞

的是「朗生」，「朗生」就是家奴，階級和奴隸相差無幾。「朗生」生下來的子

女自然也都是「朗生」，永無翻身之日。農奴向業主繳納的租賦分為兩項。一項

27

是實物租賦，就是農奴把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交給業主。另一項是勞役租

賦，就是農奴在業主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註 1>

以下舉一個實例說明：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一個農奴於一九五○年前後承領

該寺土地四十二克，是較為富裕的「差巴」戶。這家農奴除了每年繳實物租賦之

外，還要出一個全勞動力經年在該寺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此外，從每年七

月六日到十二月二十日，還要備另一勞動力為業主服勞役租賦。在這之外，該寺

還規定他家出第三個勞動力給寺院服役六十天。<註 2>

農牧奴除向業主繳納實物租賦和勞役租賦之外，還需為業主服兵役和其他雜

役。地方集團或寺院土司間有械鬥或戰爭時，業主徵召農奴為他們當兵打仗，還

要自備武器和馬匹，戰死或負傷沒有撫恤。服勞役藏語叫做「烏拉」，種類繁多，

除耕種外，還有建房、搬運、送貨、揹水、揹人、砍柴、煮飯、做家中雜務等，

不一而足。服勞役時還要自備馬匹、工具和飲食，完全沒有報酬。

農奴不經業主許可不得脫離農田，逃跑者一經捕獲，要受嚴厲肉體處罰。地

主有權審訊他們的農奴牧奴和判罪，有的寺院和莊園都有自己的牢房。肉體處罰

有鞭笞、拷打、割鼻、挖眼、砍手砍腳、剝皮、凌遲等等。常見的刑具有槍刀、

皮鞭、皮巴掌等。

農牧奴終年勞動也難得一飽，生活痛苦自不待言，但這些善良溫和的受害者

對於他們的不幸遭遇，大多都採取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態度，個別的反抗是常

見的，大規模的暴動在本世紀前一半也有過幾次，但都被統治集團所摧毀。奴隸

們沒有大舉反抗是喇嘛教起了穩定作用。藏人絕大多數信仰喇嘛教。他們深信，

享福和受難都由前世註定，今生的受苦是前世為非作歹的報應，反抗是不濟事的，

這種認識大大緩和了西藏的階級對立，西藏的特權階級才得無憂無慮地統治西藏

近一千年。

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顯示，解放前的西藏人口約是一百一十萬，農牧奴人

口在一百萬左右，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僧侶貴族只佔百分之五，另外的百分

之五是奴隸、匠工、乞丐等，他們的地位比農牧奴還低。

注釋<註 1>所謂自用地就是業主在分配土地時，把產量高的土地留給自己使用，但自

用地上的耕種勞力全部由農奴負擔，作為向業主繳納勞役租賦。自用地上的收穫

全部歸業主所有。

<註 2>這個個別例子見於 Melvyn C. Golstein 所著"A History of ModernTibet"

一書第三至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