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洛丽·摩尔《楼梯口的门》中的创伤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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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专辑

论洛丽·摩尔《楼梯口的门》中的创伤叙事

孔　瑞

内容提要：《楼梯口的门》以远离纽约的中西部女孩柯尔津在 20 岁这年的人生

故事为显性线索，以“9·11”恐怖袭击，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政治历史事件为

隐性背景，将主人公的个体创伤叙事融于集体创伤的宏大叙事中。创伤叙事既有悼

歌的凄婉恸人之美，又不失历史批判的深刻反思之悟。本文拟探讨作品中多维的创

伤叙事，其中的隐喻言说预示了创伤，并体现了其悲情叙事风格；个体的创伤记忆通

过自白叙事实现了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转为叙事记忆；文史互文指涉下的种族、集

体创伤进一步拓展了反思历史的纵向维度。

关键词：《楼梯口的门》　创伤　隐喻言说　自白叙事　互文指涉

作者简介：孔瑞，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本文为山西省回国留学基金项目“‘后 9·11 小说’

的创伤研究”基金项目（2013-069）和山西师范大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金项目

（YS1415）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Lorrie Moore’s A Gate at the StairsABSTRACT: Lorrie Moore’s novel A Gate at the Stairs, written in 2009, narrates

Tassie Keltjin’s life experiences at the age of twenty against a backdrop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and America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Half-elegy and half-criticism, this post-9/11 novel addresses per-sonal, racial and collective traumas by employing a set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cluding metaphors that foreshadow trauma, confessional narratives that act out and work through trauma, and intertextualized histories of collective trauma.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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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文学 No. 1, 2015

Keywords: A Gate at the Stairs, trauma narrative, metaphor, confessional narrative, intertextuality

Author: Kong Rui <ruiruikong@126.com>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China (041004). Her research work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引言

当代美国女作家洛丽·摩尔（Lorrie Moore, 1957—）的《楼梯口的门》① ( A Gate at the Stairs，2009) 一出版即入选 2009 年度《纽约时报》十大好书，并入围橘子奖和福克纳笔会奖候

选名单，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目。评论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赞誉摩尔是个“无

法叫人不去阅读她的当代美国作家。她睿智、高尚、谦逊而热情；她的文笔抒情风趣，举重若轻；

不只引发同情，也会令人痛苦”。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认为《楼梯口的门》

是一幅年轻女子的画像，展现了中西部女孩塔西·柯尔津在经历“9·11”恐怖袭击后面对的

迷惘而悲痛的成年世界。摩尔以荒凉而忧郁的书写直击人物内心，让人看到他（她）们的恐惧

和失望。近年来，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该小说的艺术魅力，例如阿力奇·瓦沃格利（Aliki Varvogli）认为该作涉及“种族政治，国际安全，环境问题及经济状况等”，其“深刻性及复杂度

为许多批评家所忽视，而把弗兰岑的《自由》（Freedom，2010）称为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

时代之作”（177）。帕梅拉·曼苏提（Pamela Mansutti）认为该小说表达了“9·11”后凸显的

种族主义，异族收养，成长困惑，父母责任等问题（185）。大卫·布劳恩尔（David Brauner）则

关注身份问题，讨论了犹太民族的“表现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和反对身份逾越（581）。

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已经探讨过这部作品的家园与国土安全、“9·11”主题、人物的犹太性等

方面，但还不曾研究其叙事艺术；国内在 2014 年初出版发行了中译本，但就作品艺术性和思想

性的相关研究仍寥寥无几。

与同期的“9·11”小说相似的是，《楼梯口的门》也着眼于个体遭遇“9·11”恐怖袭击后

的生命体验，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主人公柯尔津和《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05）中的九岁男孩奥斯卡、《星期六》（Saturday, 2005）中的神经外科医生

亨利、及《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中的律师基思等人物一样，都面临着生活常态受到

破坏，身心遭遇创伤，身份迷失等问题。同时，该作品在创伤叙事的艺术手法及其主题表达方

面又有其独到之处。《楼梯口的门》以远离纽约的中西部女孩柯尔津在 20 岁这一年的人生故

事为显性线索，以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实为隐性背景，将主人公的个人经历置于宏大叙事

中。她的叙事游离于个人生活、历史和社会现实之间，将重大历史事件以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展

现。“9·11”恐怖袭击、美国出兵攻打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历史事件如碎片般点缀在主人公的

个体叙事中，生动展示了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战争对普通百姓造成的身心创伤。该作具有“后

‘9·11’文学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特点（杨金才 7）。本文

拟探讨小说中多维的创伤叙事，其中的隐喻言说预示创伤，体现了悲情叙事风格；个体的创伤

记忆通过自白叙事实现了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转为叙事记忆；文史互文指涉下的种族、集体

创伤进一步拓展了反思历史的纵向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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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伤叙事中的隐喻言说

《楼梯口的门》开始于 2001 年发生恐怖袭击的秋季，结束于 2002 年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

的冬季。柯尔津讲述她开始大学生活这一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她与一位疑似恐怖分子同学

的短暂爱情，与被征兵去作战的弟弟之间的亲情，与她的雇主夫妇及其领养的黑白混血儿的友

情。“9·11”之后，柯尔津的男友因身份问题骤然离她而去，弟弟在阿富汗战场被炸死，雇主夫

妇被剥夺了收养异族孩子的权利。她在短短一年之间经历了爱情的迷惘，亲人的死亡，成长的

困惑。这三条线索互为关联、相互交织、平行叙事，烘托出小说的悲悯意境，并揭示了恐怖袭击

后美国军事行动、社会危机、种族矛盾带给平凡女孩的人生变故。该书简洁流畅、直抒胸臆的

语言蕴含着丰富隽永的隐喻、意象，主题深刻，引人深思。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

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140）。隐喻能够通

过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及其语言本身与隐喻解释之间的张力，来扩展语言内涵，言说难以表

达的内容。在叙事性作品中，隐喻通过营造氛围，外化对应物的手法来预示人物命运，推动情

节进展，或揭示故事结局。约翰·安克（Johan Anker）认为，“创伤叙事中诗意的、文学性的隐

喻不仅可以表达难以形容的和难以表征的创伤，而且可以用来描述创伤记忆、创伤经历和治愈

过程”（59）。在这部以“9·11”恐怖袭击为宏大叙事背景的小说中，飞机作为恐怖分子的自

杀式武器，造成民众极其惨烈的死亡和难以言表的身心创伤，因此，通过隐藏或转移本意，用隐

喻表达死亡和创伤成为叙事的一个主要方式。小说并没有直白地呈现恐怖袭击、血腥战争中

注定的死亡，而是通过飞鸟、飞翔、飞虫等构成的隐喻链弥散在景物描画和关于平凡人物的微

观叙事中。从开篇段落起，“飞”的类似意象形成文本中频繁出现的隐喻，虽变换万千，但总与

创伤或者死亡相依相随。

与《特别响，非常近》相似的是，《楼梯口的门》也有飞鸟意象的重复（丁夏林 115）。如开

篇的景色描写，“那年（2011 年）秋天寒流来的比较迟，鸣鸟们猝不及防。风雪开始肆虐起来

时，很多鸟不得不滞留在这里……多得瘆人的一群群灰褐色的鸠鸟啄着冻土，看起来惊恐无

助。那些鸟消失了……我一直想着它们：想象着它们死去，在城外一片玉米地里堆积如山，令

人瞠目……”（Moore 1）。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众多生命死去，消失的鸟的意象暗指了“9·11”

恐怖袭击中无数民众猝不及防、惊恐无助、骤然丧命的悲惨场景。继而发生恐怖袭击的九月被

喻为猫嘴里的“金丝雀”（1），暗示了极其危险的状况，并预示着后来的创伤事件。在家乡的农

场，柯尔津与弟弟喜欢在田野里散步。但是“有着虎皮斑纹的身体……如喷气式飞机般飞翔着

俯冲直下”的嗜血的蚊子却“非常令人厌恶”（59），一次她在弟弟背上拍死了五只“硕大”、“血

淋淋”的蚊子（59）。在陌生化了的文学语言描述下，飞虫蚊子有着可怕的外表，令人恐惧的飞

行方式，及嗜血的本性。这些细致入微的刻画使人联想到令人惊恐的飞机直冲世贸大楼的惨

烈画面，以及此后不久弟弟流血死去的悲剧。与创伤相关的“飞翔”隐喻也随处可见，柯尔津

的爸爸曾提及“我的两个孩子都喜欢飞翔的感觉（301）。然而姐弟二人均在飞翔中遭遇过身

心受伤：因为喜欢飞翔的感觉，弟弟六岁时荡秋千磕伤了下巴而流血缝针。当姐姐“如在梦中

一样……飞翔着”（204）奔向男友住处，男友却因身份问题将被迫离开美国，她因“悲伤和精

疲力竭而瘫倒”（214）。她回到父亲的农场疗伤，扮作老鹰在收割机前奔跑着驱赶啮齿类动物，

“胳膊上戴着假羽毛和塑料的老鹰翅膀……套上长长的翅膀……拂过地面……像伊卡洛斯”

（275）。在古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戴着父亲代达罗斯用蜡和羽毛做的假翅膀学习飞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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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视父亲的劝告，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最终因翅膀熔化，跌入大海而死。小说中戴着假翅

膀，自称像伊卡洛斯的姐姐在傍晚的田地里恍惚看到幻影中无言转身、越行越远的弟弟，不久，

“开着军用车的两名军官来宣布弟弟的死讯”（298）。此处希腊神话人物的出现也预示了小说

中的人物命运，“一个人物正重复先前故事中的行为……人物的选择和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

定……并不像是个体的推动，而是表现为命运控制的结果”（Whitehead 101）。实际上弟弟罗

伯特可以被理解为喻指的伊卡洛斯，他无视告诫，认为在国家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危险，贸然入

伍，却骤然殒命。可见，“飞”及其相关隐喻似乎已预示弟弟的死亡。弟弟死后，柯尔津无意看

到他生前发来的征求是否该去当兵的邮件，却被自己忽略，泪眼模糊中抬头看到窗外“能够嗅

到死亡的神秘能力”的秃鹫（312）。弟弟的遗体运回之后，她头发上绑着像“乌鸦”的发带出

席葬礼（302），看到棺材里弟弟残缺不全的躯体，棺材盖上的照片，及令人震惊、不合常情的生

卒年月：1984—2002，她悲痛难禁。弟弟被埋葬后，他挂在房间的外套袖子里飞出一只蝙蝠，“飞

出房间飞到了我们找不到的地方”（314）。诸如此类。在整部小说中，与“飞”相关的种种创伤性、

毁灭性的悲情隐喻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以形态多变的意象出现。“飞”与恐怖袭击、战争、危险、

死亡、悲伤紧密联系在一起，凄冷、伤感、焦虑、哀痛的悲剧氛围弥漫在文本之中，影射出不可逃

脱的死亡阴影，体现了该小说创伤叙事的风格和审美特征。

二、自白叙事中的个体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

《楼梯口的门》可以被看做是一部精神自白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

贫穷而孤独的女孩精神上饱受苦难与折磨的创伤记忆。要将“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

转换为“叙事记忆”（narrative memory），就是将断裂的、闪回的记忆转为正常的普通记忆（Janet 274）。 对 此，拉 卡 普 拉（LaCapra）用 了“创 伤 展 演”（acting out）和“创 伤 应 对”（working through）来加以表达（22）。创伤展演，或抑郁（melancholia），意味着创伤主体还停留在过去，

还在以噩梦或者是强迫性行为在大脑中重复过去的场景。创伤应对，或哀悼（mourning），意味

着创伤受害人正在克服遭遇事件之后受创伤的症状。在这个阶段，创伤人能够把创伤当做生

命的过程，逐渐从抑郁走向哀悼，并慢慢接受它（Freud, “Mourning” 245）。可以说，《楼梯口的

门》中表征创伤的自白叙事正是主人公重塑身份、治疗创伤的主要途径。

在 柯 尔 津 的 回 溯 性 视 角 下，“发 生 九 月 事 件 的 那 个 学 期 —我 们 还 没 有 称 之 为

‘9·11’—似乎既远又近”（3）。在远离纽约的中西部小城特洛伊，“9·11”恐怖袭击和美

国攻打阿富汗与伊拉克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军事行动似乎很遥远，却带给这个 20 岁女孩的

平凡人生诸多改变和创伤：在大学课堂上，她爱上了英俊男生雷纳尔多，但他却是穆斯林教徒，

“9·11”后被怀疑是恐怖分子。在严厉打击异族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离开美国，离开柯尔

津；课余她做兼职照看一个被收养的混血孩子，与这个孩子及其养父母情感笃深。然而在甚嚣

尘上的种族主义言论压力下，这对收养人夫妇终被剥夺收养权，继而夫妻婚姻破裂，被迫离开

中西部；最可悲的是，她最亲爱的弟弟罗伯特刚刚高中毕业就被征兵入伍，很快被派到阿富汗

作战，但却莫名战亡，死无全尸。因为没有及时阅读弟弟征求是否入伍的邮件，柯尔津憎恶、责

备自己，“我想让超人带我沿着地球随时光倒流，只为发一封邮件”（312）。“生活难以忍受，然

而却得处处苟且忍耐”（307）。当她生命里最亲密的恋人、友人、亲人在短短一年内逐一离开

或逝去，一系列的创伤事件“打破了家庭、友谊、爱以及对共同体的依赖……击碎了在与他人关

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Herman 187）。她拒绝交流，孤独自闭，冷漠沮丧，无意识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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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虚假的幻象和梦境来补偿现实中的缺失。根据创伤理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受害

者因为创伤事件过于突然或是特别猛烈，一时无法承受巨大打击，会出现精神疾病，如白日幻

梦或幻境、睡眠状态下的梦。并且，强有力的创伤性经历具有反复出现的特点，使患者难以摆

脱，且“依附于它”（traumatic fixation）（Freud, Psychoanalysis 122）。在幻境中，她看到“雷纳

尔多和罗伯特……并肩站在田地尽头，罗伯特带着他的瑜伽垫，雷纳尔多带着他的祈祷垫……

作为幻影他们似乎在后退……默默无语地转身走开融入黑暗。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这令我

明白，他们已经死去，再也无法找回”（297）。在梦境里，她和已经阵亡的弟弟经常相遇，“半夜

醒来发现他在黑暗中来回踱步，他在说话，“我一直等着痛，可还没痛，也许以后会痛”（313）。

还有一次，她恍惚觉得在战场上被炸飞了手臂的弟弟“无言地坐在床尾。他手里拿着人体模型

的假手，不停地翻来翻去”（313）。由此可见，创伤记忆如同镣铐，以重复的梦魇、幻境，以及自

责感、负罪感的表现形式紧紧地束缚着创伤主体。

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指出，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创伤才有可能康复，创伤

主体才能重建被创伤经历所毁灭或变形的心理能力，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创伤复原的基

础（187）。因此，为了重新建立自我意识和身份，主人公必须走出创伤性梦境与自闭状态，与

外界社会建立起联系。小说中，柯尔津经过一段时间的抑郁，或是创伤展演期后，开始努力应

对创伤，积极疗伤。她先是回到家乡的农场帮助父亲干活，不久选择回到特洛伊继续求学。虽

然“感到日子难熬”（316），她尝试着走向哀悼和康复，积极采取应对创伤的措施：她去了萨沙

的餐厅，尽管已经关门；开始新的大学课程学习，积极寻找兼职工作；留意那些深色皮肤的小女

孩，因为想念曾经看护过的那个孩子；想念包括弟弟在内的生命里逝去的人；开始能够与同学

谈论阿富汗战争等等。以上行为表明，柯尔津努力走出自闭，走向社会，逐渐有能力进行怀念

和哀悼，有能力谈论曾经的悲伤事件。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的创伤受害者无法谈论自己的创伤，

要发展到创伤应对的阶段，才能“顺利实现移情，受创的抑郁主体承认并接受挚爱客体的消亡，

自我主体生命原动力力比多在对挚爱客体的哀悼过程中逐渐消失，挚爱客体的消亡所带来的

心理创伤将会被克服”（Freud, “Mourning” 250）。

《楼梯口的门》精神自白式的创伤叙事，成为柯尔津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她有能力回

顾和讲述也表明她正由创伤展演走向创伤应对。她以追求“真实性”的叙事来讲述遭遇精神

创伤的成长过程中的累累伤痕。从一个小农场来到特洛伊城上大学，“仿佛刚从某个洞穴里

钻出来……在黑暗中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对外面的世界只有故事可以了解”（Moore 2）。

她渴望得到母亲的爱抚和照顾，而犹太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冷淡而敷衍，与她心灵亲密的是弟

弟。在大学，她喜欢音乐和文学。她演奏贝司，她的思维“因乔叟，西尔维亚·普拉斯与西蒙·波

伏娃而火花四溢”（2）。她情感真挚、思想丰富、渴望友谊和爱情，希望在全新的环境里寻找自

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然而，站在通往成人世界的门口，柯尔津却目睹和感受着人生的残酷与悲

伤。在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恐怖袭击、战争、亲人死亡、种族冲突、爱情破灭、友人离去等诸多创

伤性事件过程中，创伤主体的叙事进程出现了离题、迂回、断断续续、碎片化等特点，这也是创

伤应对的策略。在试图整合创伤经历和创伤记忆的过程中，创伤主体策略性地调整叙事能够

使人暂时避开痛苦，得到安宁，再次鼓起勇气，重整思路，接受自己经历创伤的事实。此外，叙

述者除了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交流，还能跳出故事文本，与读者直接对话，如文本中“读者们”

的直接称呼，及主人公讲完自己的故事后的总结性告白：“我在大学里就学到了这么多”（Moore 791）。“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有利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以“读者们”来称呼对方，“已经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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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义上的美国人视作听者”（杨金才 9），体现了“悲伤的普世性”（Versluys 82）。通过回顾

性的视角，创伤主体在反思中阐释那些痛苦的、恐惧的、不堪忍受的人生经历，重新整理思路和

情感应对突然发生的人生变故和打击，并将之纳入到较为连贯的、可以被叙述的故事中。创伤

记忆就此转化为叙事记忆，这样的叙事记忆在文本中的表达具有“治愈”的功能，自我坦白的

讲述通过创伤展演，用叙事疗伤的手段来进行创伤应对。

三、文史互文指涉下的种族、集体创伤

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认为，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基本组织的打击，该打击损

坏了维系人们的纽带，削弱了人们的团体感，破坏了组织之间的联系、相应的价值观和固定的

社会关系，对于形成并维系这个集体的重要价值理念和认知程度造成普遍的破坏（187）。《楼

梯口的门》以虚构的城市特洛伊为背景，“9·11”恐怖袭击也恰如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

腹中躲藏着美国社会的敌人，准备给美国以当头一击。这从天而降的敌人迅速激化了美国社

会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之间的猜忌和敌意，使得整个社会在灾难之后变得更加焦虑、恐惧、绝

望。遭受“9·11”事件的美国政府和民众创伤未愈、躁动不安、惶恐失措，以致杯弓蛇影。在

恐惧中他们排斥打击异族，在绝望中他们发兵干涉别国内政，在焦虑中他们信仰分歧，矛盾加

深。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人的集体创伤”已成为“感染全国的跨国‘疫病’”（曾艳钰 6）。

创伤小说“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林

庆新 30）。柯尔津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互为张力，形成历史和社会背景。文史互文打破了

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虚构性的界限。小说或引入历史人物，如总统的名字戏谑性地在车尾

贴上出现，“如果上帝穿过燃烧的灌木丛（Bush）说话，让我们烧掉灌木（Bush）来听上帝之语”

（35）；或插入历史事件，如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 , 大批有着“军帽下的婴儿脸”、如弟弟一样

的学生士兵被征募入伍，战死在阿富汗战场上，“晚间新闻每半月播放一次美国军人光荣榜，是

在中东阵亡的面孔稚嫩的士兵们”（309）；或以小说人物来评论时事，如“9·11”袭击发生后，

特洛伊大学政治专业的学生游行，反复喊着“恶有恶报！恶有恶报（The Chickens have come home to roost）”（3），还有被疑为恐怖分子的雷纳尔多认为，“错的不是圣战，错的是错误的东

西”（213）。小说还用隐喻性的手法来指涉历史事件，如 2001 年 11 月 13 日，布什总统签发命

令宣布建立古巴关塔纳摩俘虏监狱营。据 2002 年 12 月 26 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9·11”

后美国抓捕了近三千名“基地”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嫌疑犯，其中有 625 人被运送到关塔纳摩

俘虏营关押（Priest）。该监狱的囚室像笼子似的使用加硬铁丝网，而不是固体墙壁，而且在审

讯中采用各种残酷的反抵抗技术，以虐囚而臭名昭著。瓦沃格利认为小说隐性指涉了这一历

史事实（Varvogli 188）：“9·11”后萨沙从纽约搬来，她发现“11 月，邻居刚刚在院子里装上

隐形电网……两只狗被圈在院子里，德国牧羊犬明白有网，但另外一只小狗不知道。牧羊犬在

院子里四处跑，把小狗引到电网前就突然停住，小狗飞速跑着撞向电网，痛苦地哀嚎”（10—

12）。从 2001 年 9 月始到 2002 年 12 月终的叙事时间内，作者将历史事件碎片化、隐性化地散

落在文学文本中，体现了“文本历史性”。同时，这些事件的特征也彰显“9·11”之后国家政治、

军事、种族的历史特点，也是“历史文本性”的具体表现。

摩尔不仅呈现单一的创伤个体，而且描摹了深受集体创伤的创伤群体像。小说主要关注

历史长河主流下的平凡人的生活，即普通人小写的历史，用这种小写的历史展现宏大的社会历

史，形成文史互动、交相辉映的创伤叙事。如萨沙的父亲因为经历二战中美军投下燃烧弹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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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历史，其创伤记忆如同梦魇，从不敢去吃燃烧的“滋滋作响的”日本铁板烧（74）。而所

谓“正义的”阿富汗战争使无数平民家庭遭遇丧子之痛，本该过着平静生活的像弟弟一样的青

年战死他乡。“9·1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潜在的东方主义，他们迅速划清与“他者”的界限，敌

视排斥异族，极力将其驱逐出美国社会。“9·11”后的美国移民政策把像柯尔津男友这样的穆

斯林视为“他者”，据统计，美国当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逮捕、拘留、审讯、驱逐 2000 多名穆斯林

和阿拉伯人（Peek 28）。不仅如此，在严苛的种族主义背景下，排犹问题也更为凸显。一向对

身份敏感的犹太人在美国多种族的“大熔炉”中就身份认同充满矛盾与困惑，在遭遇创伤时更

趋向于自闭。柯尔津和她的母亲，还有她的雇主莎拉都是犹太人，都承受着迷失自我的痛苦。

柯尔津在遭遇创伤后逃离城市，变得孤独自闭；她的母亲嫁给了非犹太人，婚后因宗教信仰、生

活习惯等差异而对生活感到迷惘，与家人疏离，对子女冷淡；莎拉从纽约到中西部，又被迫离开

的颠沛人生更遭遇了中年丧子，被剥夺养女收养权，婚姻解体的人生悲歌。根据创伤“延迟性

理论”（belatedness） （Caruth 11），创伤事件“在始发之际并没有被吸收和体验”，犹太人遭遇灭

绝的创伤性历史事件并没有经过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族裔的潜意识里，形成犹太人的族

裔创伤。犹太人的自闭性和精神上自我隔离的“格托”（Ghetto）② 现象彰显了他们因民族特点、

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而长期遭排斥的史实。文学文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寻创

伤的历史根源。它既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感，也实现了文学作品批判历史的人性深度。

结语

在“9·11”小说“悼歌”和“批判”的叙事维度中（但汉松 66），《楼梯口的门》的创伤叙事

既有悼歌的凄婉恸人之美，又不失历史批判的深刻反思之悟。“门”不仅是小说标题的中心词，

还在创伤叙事中作为重要意象频繁出现，一方面，“门”表达了由于“障碍”、“隔离”而导致的人

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交流障碍，种族和宗教的疏远和敌意，以暴制暴的非理性行为而导致的悲剧

和创伤，体现了作品的现实批判和警示意义；另一方面，“门”又保障着安全，提供了通途。人

类社会要避免彼此伤害和相互冲突，利用内在理性进行交流，互相认可，相互理解，才可能实现

自由和真正的和平，这彰显了作者的一种希望和坚定信仰。

注解【Notes】①　2014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中译本《门在楼梯口》，笔者将其译为《楼梯口的门》。用名词

短语表达标题言简意赅，并突出中心词“门”。

②　Ghetto 的音译是“格托”，指犹太人遭遇的强制性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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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小倩）